马晓河,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博士。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钟昊 摄
观点
——我国经济增长幅度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下行;CPI和PPI也在下降。经济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经济增长从高位回落是阶段性和周期性的,将是一种U型变化曲线,2009年经济增长幅度可能低于2008年,但不久经济还会出现高增长。
——每次我们经济下行的时候,一般是3~5年,好则3年,长则5年,像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02年,一共经历了5年爬行时间。
数据
经济“八降”
一降:财政收入。
我国的财政收入在2008年前6个月是增长33.3%,到7月份开始下跌,到12月份是-4.5%。
二降: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
2007年城市居民收入增幅是12.2%,农民纯收入增幅是9.5%,2008年增幅分别下降到8.4%和8%。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会带来两个影响:第一影响即期消费,第二制约预期消费。
三降:工业增加值。
我国GDP增长的43%来自工业,但从去年以来我国工业增长速度月月回落。今年的1月份有可能回升,但回升非常小。
2007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3.5%,2008年为12.9%,关键是从2008年9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长幅度从11.4%下降到5.7%。工业增长降低,对财政、就业、消费、投资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四降:进出口额不断下降。
从2008年11月份开始,我国连续三个月进出口负增长。2008年11月、12月出口增长分别是-2.2%、-2.8%,到今年1月份出口增长-17.5%。进口增长11月、12月、1月分别是-17.9%、-21.3%、-43.1%。
五降:货币。
货币供给增长从去年6月份以后连续6个月出现下行。另一个指标,去年全国人民币储蓄增加7.68万亿元,平均每月存款增加是6400亿,明显高于2007年。
六降:CPI和PPI。
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两个指数在不断地回落,CPI已经从去年2月的8.7%降到今年1月1%,猪肉、大白菜、食用植物油等价格还出现了负增长。PPI从去年9月的10.1%下降到今年1月的-3.3%。
七降:投资。
目前中国投资尽管在1月份有所上扬,但是,投资增长中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快,企业市场投资增长不快。
八降:消费。
前10个月,中国的消费增长非常快,高达22%,但是从11月份开始消费增长幅度开始下滑,11月为20%、12月19%。如果居民就业困难和收入增幅继续下降,消费增长幅度可能还将下行。
我对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判断是:当前中国经济要下行,是阶段性和周期性的,3~5年后又会出现高增长。
从长期看,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滞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而引起的一些矛盾问题恐怕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矛盾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存钱?
矛盾之一:“三驾马车”(指投资、出口、消费)严重失衡与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多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很快,但增长的结构却没有改变,还出现了“两高一低”现象,即“投资高、出口高、消费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需求结构?核心原因就是中国有持续的高储蓄率。
目前我国人民币储蓄额已经超过48万亿元。储蓄率高表明我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偏低,而用于储蓄的比重偏高。
为什么老百姓总在不断储蓄?
首先是我国的收入政策、消费政策不合理引起高储蓄。收入政策不合理反映在,一方面是想增加消费的人收入不高,另一方面是收入高的人又不想增加消费,而是增加储蓄;消费政策不合理反映在,一些改革、政策安排忽视甚至抑制了消费。比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改革,使得老百姓不敢花钱,捂紧口袋压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
第二,现有的财税体制在财权和事权配置上不对称,刺激了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工业,而忽视服务业的发展,造成投资和产能过剩。
第三,金融制度安排有利于增加生产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生产,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不利于消费。国有企业、大企业借钱容易,而中小企业、农民贷款难,居民消费贷款也难。
第四,社会保障因素制约。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是一种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的结果。
此外,中国是东亚文化,老百姓历来就有节俭的传统。
按照当前的情况,要转变“三驾马车”失衡的问题,我们就应该稳步提高消费率,促进社会需求结构快速转变。可如上所述,要启动老百姓消费,我们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我们的收入分配政策、文化观念、消费环境、社会保障因素等严重制约消费,一时半会改不过来;二是我国的投资率、消费率、出口增长率“三率”结构转换的拐点可能要来得晚。
我曾对世界24个大国1970~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从500到5000美元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都经历了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多数国家在人均GNP2000~3000美元时出现拐点,但亚洲国家一般要在4000美元之后才会出现拐点,因为东亚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消费结构转换滞后。去年我国GNP是3000美元左右,距4000美元还有一个时段。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是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国民消费率偏低和投资率偏高的倾向,从制度和政策上鼓励老百姓增加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