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早年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20余年，后入复旦大学执教，后曾任杭州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涉及正交函数，三角级数，函数逼近，单叶函数与共形映照等。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陈建功幼时，家贫无力延师。5岁时开始附读于邻家私塾。他聪颖好学，几年后就进了绍兴有名的蕺山书院。1909年又考入绍兴府中学堂，鲁迅先生当年就在那里执教。1910年进入杭州两级师范的高级师范求学。3年中他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1913年毕业后，陈建功为了以科学富国强民，选择东渡日本深造的道路。
1926年，陈建功第三次东渡，考入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藤原松三郎先生指导他专攻三角级数论。当时，作为傅里叶(Fourier)分析主要部分的三角级数论，在国际上处于全盛时期。陈建功在两年多的研究中获得许多创造性成果。1929年，他通过答辩取得在日本极为难得的理学博士学位，这是在日本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学者。日本各报纸都在首版刊登了这一新闻。正如苏步青教授所说：“长期被外国人污蔑为劣等人种的中华民族，竟然出了陈建功这样一个数学家，无怪乎当时举世赞叹与惊奇。”导师藤原先生在祝贺会上说：“我一生以教书为业，没有多大成就。不过我有一个中国学生，名叫陈建功，这是我一生之最大光荣。”为感谢恩师的教诲，陈建功在自己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综合当时国际上最新成果，用日文撰写了专著《三角级数论》，著名的岩波书店出版了这本书。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许多数学术语之日文表达均属首创，数十年后仍被列为日本基础数学之参考文献。
1929年，陈建功婉言谢绝了导师留他在日本工作的美意，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众多大学争相延聘。浙江大学邵裴之校长请到了这位雄才，并委以数学系主任之职。1931年，在陈建功建议下校长请来了中国的第二位日本理学博士苏步青，接着又请苏步青担任数学系主任。从此两位教授密切合作积2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形成了国际上广为称道的浙大学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从杭州出发，不断西迁，历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辗转跋涉五千里，于1940年2月先后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并在两地分别建立起浙江大学工学院与浙江大学理学院。陈建功把家眷送往绍兴老家，自己只身随校西行，沿途日机轰炸，生活极端困苦，但他的数学研究与教学仍然弦歌不辍。他表示“决不留在沦陷区”，“一定要把数学系办下去，不使其中断”。
1945年抗战胜利，浙江大学迁回杭州。生物学家罗宗洛邀请陈建功同去接收台湾大学，临行前陈建功对同事说：“我们是临时去的。”次年春天，他果然辞去台湾大学代理校长兼教务长之职，又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并在当时由陈省身教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47年他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任研究员。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打动他的心，一年后他又回到浙江大学。
杭州一解放，陈建功便意识到与苏联的学术交流将日益频繁，当年夏天便率先学习俄文，不久即带领学生深入对苏联数学之研究。正当他全力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研究生时，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卫祖国，他毅然送子参军，社会为之轰动，人们争相学习。
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并入复旦大学，陈建功、苏步青等教授都调至上海。校长陈望道特别器重他们，为之安排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从此浙江大学学风在复旦大学弘扬。年过花甲的陈建功的工作量仍然大得惊人，他常常同时指导三个年级的十多位研究生，还给大学生上基础课，而且科研成果和专著不断问世。为便于国人学习苏联，他又翻译了Γ.M.戈卢津(Γoлyзин)的《单叶函数论的一些问题》和《复变函数的几何理论》，以及《复变函数论——30年来的苏联数学》。在他本人多年研究与教学积累的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直交函数级数的和》，《Summation of the Fourier series of orthogona1 functions》，以及《实函数论》也相继出版。
1958年，浙江新建杭州大学，请陈建功担任副校长。杭州大学是一所综合大学，行政工作极为繁忙，但陈建功依然不知疲倦地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同时在两校指导研究生。在他指导下，杭州大学数学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函数逼近论与三角级数论等方面的研究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古稀之年的陈建功还应上海科技出版社之约，将自己数十年在三角级数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国际上之最高成就，写成巨著《三角级数论》，1964年12月该书的上册出版。
正当陈建功送出《三角级数论》下册手稿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专家学者在劫难逃。陈建功这位公认的学术权威首当其冲，卓越的贡献也无法使他幸免于难，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71年初，陈建功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胃出血严重，心肺等方面的并发症同时出现……1971年4月11日20时28分，一代学者陈建功教授与世长辞。
三角级数论研究贡献卓越
本世纪20到40年代，陈建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三角级数论方面。早在20年代，由于在三角级数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已誉满东瀛。19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傅里叶分析，起源于对热传导问题的研究。到了本世纪20年代，傅里叶分析的主要部分——三角级数论的研究进入了全盛时期。从那时开始，陈建功就抓住这一当代分析数学发展的主流，从多方面进行探讨，在三角级数的收敛，绝对收敛，求和，绝对求和等问题上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傅里叶分析的研究是经久不息的，至今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结果出现，特别是对于R上的情况，人们还知之不多。至于傅里叶分析与Hр空间，鞅论，多复变函数以及函数逼近论的结合，仍然是在继续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可以说，陈建功早年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如今仍是个重要的数学分支。
在这短短的10年中，陈建功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毫不囿于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三次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
高尚的品格
陈建功热爱祖国，有着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常说：“共产党的主张我赞成。”他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受到冲击，但并没有动摇他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1962年，他参加了广州会议，当他听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肯定他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非常高兴。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杭州大学党委认为他历史清白，事业心强，应该吸收他为党员，省委也表示同意。次年支部大会通过了他的申请，上级党委也批准了，后来又不知何故被搁置了下来，但他一如既往，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新一代数学家。
陈建功一贯襟怀坦白，刚正不阿，肯讲真话，也敢讲真话。在数学界，几次否定基础理论之必要性的潮流冲击到他，他都能理直气壮地反驳。他认为掌握理论能使人站得高，看得远。实践很重要，理论也不可缺少。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讲基础理论没有用，有的基础理论可能暂时没有用上，但可能数十年以后用得上。例如，虚数刚出现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上百年之后，它在力学上有了广泛的应用。当年，他对社会上的大跃进不拍手叫好，制订红专规划时，他就是不写“只专不红”这句套话。“文化大革命”中，他忧虑中国数学事业的前途，曾写信给周建人先生，打听数学的前途，渴望着有生之年为国家再做贡献。他一生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每提及同行，总以己之短比人之长，常以“虚己者进德之基”的话来要求学生。
陈建功是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始终主张教学与科研要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他常说，要教好书，必须靠搞科研来提高；反过来，不教书，就培养不出人才，科研也就无法开展。他的一生就是根据这条原则身体力行的。他非常重视教学，每年都编新的讲稿。他还说，上课像打仗一样，要充分准备，每讲一个新内容，总要讲清问题之来龙去脉；在介绍文献时，还常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指导研究生时，他总让学生掌握最新文献，尽快接近学科的最前沿。这样的培养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受业于他的学生很多，直接受他指导的研究生就有40多位，他们大多成为数学教授，有的称著于世界。陈建功一生刻苦勤奋，不断进取与创新，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数学论文60多篇，专著译著9部，为发展中国的数学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陈建功的一生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一生，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都为后人树立了楷模，人们记着他，尊敬他。他是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给他留言写颁奖词====================
网友 科学的儿子 于2009-06-20 14:50:23 就
陈建功 评论
陈公大义,爱国之心未动摇过,科学上的建树可与苏公(步青)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