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起早摸黑，与垃圾为伴，默默地穿行在大街小巷，身后留下的是整洁……他们平凡而简单，但一座城市的美丽和整洁，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本文讲述的邵国英一家三代不同的命运和追求，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背越来越驼，掏粪工作依然那么辛劳。但这些，并没有减少他脸上的笑容，因为环卫工人低头受屈辱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上世纪70年代，邵宝裕（第一排左三）与家人合影，第二排左起第4个为邵国英。

　　浙江日报讯 两个粪桶、一根扁担、一个掏粪勺，一身灰布衣总散发着“职业臭”，当了一辈子掏粪工的邵宝裕已经去世。女儿邵国英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深刻又单一，“长年累月地挑粪，他的背总是驼着，瘦得可怕，有严重的气管炎”。

　　当时邵家住在杭州拱墅区上塘镇，家里8口人，穷得揭不开锅。邵国英依稀记得，每天天刚破晓，父亲挑起两个空木桶就出门了，拱墅区的粪便就他一个人收。

　　一溜马桶已经按惯例排在门口，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邵宝裕要撑着一艘能装50担粪便的小木船往返在拱宸桥到武林门的运河里，沿途上岸挨个将粪便倒入木桶，再把粪便送到卖鱼桥码头等人收。

　　“在岸上，父亲挑着的粪桶装满了足有100多斤，夏天粪便恶臭刺鼻，熏得他透不过气来，冬天粪便冻在一起，他只好跳到粪池里，用镐一点点地往下刨。”

　　解放后，杭州成立了环卫处，邵宝裕成为一名有编制的环卫工人，组织上考虑他身体每况愈下，就安排他在附近的公厕里做清洁工作。

　　工作依然艰辛。当时的公厕多数是旱厕，没有自来水，每天需要从运河挑水来冲洗。“最怕下水道被堵塞，这样就得趴下身子，用长柄的大勺子将污物一勺一勺地掏到木桶里……”

　　每当体力不支，哮喘得厉害，邵宝裕就让儿女们帮他挑水，“父亲总是说，现在解放了，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自家’的厕所哪有一天不洗的。”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杭州上城区小营巷的卫生工作。之后，“除四害、讲卫生”引起大家的重视。“那时父亲的干劲更足了，每天乐呵呵地往返挑水，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冲洗厕所。”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掏粪工这份职业，已经逐渐消失。”在环卫行业干了一辈子的邵国英说，如今地下管道已经遍布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基本用上了抽水马桶，以前土垒的公共厕所，现在发展成了星级的景观式建筑，甚至还有了雅致的名字，“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这变化，他肯定开心得合不拢嘴。”

　　从低头扫地，到坦然面对，这不仅是她个人对职业的认同，更包涵着整个社会对环卫职业认识的变化，还有城市文明的进步

马懿（左）在天子岭垃圾填埋场负责监管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末，邵国英以环卫家属的身份迈进了“清道夫”的行列。20岁出头的她收起了心爱的裙子，穿上肥大的蓝衣蓝裤，扛起自己扎的大扫帚，走街串巷。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扫大街时，老怕人看不起。冬天用大口罩遮住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夏天把草帽拉得低低的，不好意思见人。看见熟人过来，更是赶紧站在一边，把帽沿拉得更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等熟人走远了，才接着干活。”

　　每天凌晨3时，邵国英就骑着自行车出门。昏黄的路灯下，寂静的马路上，只有沙沙的扫地声与她做伴，东方微白时，邵国英已经来回扫过一遍。可那时多是泥土路，一到上班高峰，马路上又是灰尘满天、垃圾遍地，新一轮清扫又开始了。

　　刚入行时，邵国英还负责收垃圾，平日里踩着三轮车，带着一只手摇铃，街道两边的居民听到铃声响，就纷纷出门倒垃圾。

　　有一天早晨，邵国英正奋力扫地，身旁一个小孩因不愿上学哭个不停，心急的妈妈就指着她“教育”自己的小孩：“哭什么哭，不好好学习就像她一样，只能扫马路了。”邵国英委屈极了：“我觉得靠自己双手吃饭，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卫生被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随着《杭州市城市卫生管理实施细则》的颁布、“门前三包责任制”的推出……杭州市吹响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协奏曲，组建了专门的市容管理队伍，全面整治杭城卫生。

　　邵国英说，杭州的新街道多了起来，旧街道也不断拓宽，日常保洁范围不断扩大，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配有一个垃圾箱。邵国英的清洁车也早已换成统一的车型，车里的垃圾也变得五花八门：煤渣渐渐少了，饭盒、塑料袋、饮料软包装大大增加，甚至有旧电器和旧家具。

　　“新一代的清洁工人，我要为你歌唱，歌唱你美丽的心灵……”当年这首唱红了大江南北的《美丽的心灵》，更是反映了随着经济社会与城市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对环卫这一职业的认识也逐渐改变。

　　渐渐地，邵国英发现以往“拾垃圾的”“扫大街的”的称呼不见了，而是亲切地喊她“城市美容师”、“马路天使”。扫地时，市民也会自觉地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慢慢地，环卫工人也焕然一新，有了带有反光条的安全标志服，增加了意外保险，工资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工作强度反而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在提高，省、市每年评选先进，都有环卫工人的份儿，邵国英就曾获得杭州市最佳清洁工称号。1997年省政府还把每年的10月26日定为环卫工人节。

　　一家人对环卫职业的坚守，已逐渐转变为对整个行业发展的追求，第三代的选择是最好写照

　　扫路机、洒水车、吸粪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对环卫机械化的投入，邵国英的“机械同事”越来越多。从杭州购置第一台机动扫地车、第一台自卸密封式垃圾车，到后来的自主研发、不断改装车辆的性能，机扫车扫路、洒水车冲洗、人工辅助保洁的新型作业方式，清扫道路、运输垃圾的效率更高了。

　　2005年，邵国英的儿子马懿大学毕业，计算机专业的他在一家网络公司干得不错，每月拿8000多元工资。可9个月前，马懿QQ空间里的一篇日记，让同学朋友大吃一惊。“兄弟姐妹们，正式宣布一下，本人现在在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工作。臭，的确是臭！但我已经适应了，成功转型为‘垃圾王子’。”

　　80后的马懿以不同于父辈的乐观和积极，成了环卫行业的一名“生力军”。“以前的垃圾场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倾倒场，无害化处理几乎为零，每到夏天，露天垃圾场臭气熏天。”马懿说：“现在，松散的垃圾在中转站就被挤压密实，通过集装箱转运车运至垃圾填埋场，经推平实覆土，喷药消毒，做卫生填埋处理，无害化处理达100%。”

　　“随着一些新科技和手段应用在垃圾回收和处理上，垃圾实现了变废为宝，作为新能源不断地被开发利用。”马懿说，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印象中的环卫是扫扫地、处理垃圾，却很少意识到，环卫事业同样需要科技含量。而科技，也正在使整个环卫事业发生着划时代的变化。“我们一家人都坚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进步，环卫事业同样将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