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卷起群山泻下的雾霭，展开诗意的画卷，海风将嫩绿尖垂下的惺忪甘露，铺满了乡间石板小路。路旁的花花草草一直追逐着将锦地铺到脚下，而我背起小挎包，闪闪发光的站在那里……欣赏透澈心里的乡村美景，然后顺着溪流，沿着一路花开，走向村落，开始一天的工作——走访。

　　走访，全新的开始，虽然在学校的时候亦经常听受“三访四见”、“爱民固边”、等政策、时事教育，但是真正到了实际工作中总是有些忐忑，有些接不上轨，拿不住方向。

　　刚开始，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似乎很艰难，不善言辞，略带羞涩和稚嫩，感觉很难开口和别人交流，即便是开了口也感觉的远远的距离，涩涩的宁波话，似懂非懂；对不上调的话题，风马牛不相及；岁月的隔阂，文化的差异，使我不知道如何继续或者结束一段对话。很多次，徘徊在群众家门口而又匆匆走过，也很多次，走进门了以后，碰到那诧异甚至惊慌的眼神而匆匆退却。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太阳一直火热的烤着额头，而我也一直远远守望群众的心。我向所领导要求能和一个熟悉辖区的民警一起走访，领导很直截的否决了“跟着别人一起走访，永远掌握不了群众工作的要义。”我就像一只渴望上岸的小猴猴，看到了海市蜃楼，想爬上去，结果又掉进了水里。好吧，那就认认真真的去学游泳吧，不在水里挣扎，就在水里淹死。

　　虽然各位前辈一直在传授经验，我也尽最大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效果总不尽如人意，每天总是希望而去，失望而归。是我在抵触什么，还是我根本不适合做群众工作？

　　困难像清晨的阳光刺进梦境，搅碎幻想与温存。亦像含露待发的苞蕾，积攒着绽放的力量与勇气。更给人以朝霞般挥挥衣袖染红一片天的气势与魄力。

　　这样的一个清晨，和往常一样走在安详的乡间小道上，生涩的和陌生人打着招呼。此时一位老大爷映入眼帘，草帽、土布衫，躬腰掬手轻锄门前菜地，便提着碎步走过去，

　　随口问到：“大爷，今年您多大了？”

　　“啊”老大爷抬起头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穿着军装的我，锄头悬在半空。

　　我微笑着用宁波话大声的重复了一遍: “大爷，侬今年……几岁啦。”

　　老大爷没有做答，直起腰，双手拄着锄头，一会儿皱皱眉头，一会儿愣愣的盯着我，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一时语塞，直愣愣的站在哪里，咚咚的心跳凝聚着额头的汗珠，气氛尴尬而紧张，心里泛着嘀咕，不能再退却了，背后就是悬崖，阳光透过乌云在眼前一闪而过，我笑了笑，鼓起勇气，凑近老大爷，一边用手在老大爷面前比划着，一边贴着老大爷耳朵大声说道：“大爷，您今年有70了吧。”

　　“哦，今年76了，人老了呀，耳朵不好使。”

　　两颗悬着的心，随着相视而笑，慢慢平坦。

　　我试着用宁波话继续问道：“大爷，侬身体……还好伐。”

　　大爷乐呵呵的说道：“好、好……前几年动过一次手术，不过现在好多了。”

　　“那医保给报销了嘛?”

　　大爷开心的说：“给报了，比以前好多了。”

　　我也开心的说道：“大爷，我是山那边边防派出所的，特地过来看看您。”

　　大爷激动得望着我，放下手中的锄头拉着我说：小伙子，外面天热，屋里歇会儿。”

　　我恭恭敬敬的进了屋，慢慢的和老大爷攀谈起来，老大爷手舞足蹈的给我讲着农村的变化、家里的变化，开心的像个孩子。

　　我虽然不能一一明白老大爷的意思，但是专注得听着，时而点头，诺诺称是，开心的像个孩子。

　　这时，大爷的老伴从里屋走出来，站在门口，惊讶的看着我，又看看他老伴，皱着眉头，欲言又止。老大爷似乎看出了大娘的疑虑，对着大娘开心的指着我说：“共产党关心我们来了，还问我身体好不好。”

　　听此，我突然之间很感动，其实百姓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要的仅仅是一声问候、一个微笑。可是有时候，我们连这么一声问候、一个微笑都吝啬不给。

　　我对着大娘说“大娘，我是山那边边防派出所的，以后有什么事，尽可找我就行了，我解决不了的，派出所，政府都会帮着解决的。”大爷大娘连忙诺诺而道，脸上泛着朴实的微笑。我却深感惭愧，群众，特别是农民其实很淳朴，很纯真，他们比亲人对你还亲，为什么要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他们，为什么要对他们憨憨的微笑保持着距离。我们都是农民养着的，都是农民的儿子，习惯了城市的鼎盛繁华、流光溢彩，饭来张口，却与自己的生身父母保持着距离。

　　走的时候，大娘硬是塞给我几个梨子，手上拿不了了，还往我包里塞着，我推却不了，脸红的走出了他们家门。他们相偎着站在门口，泛着微笑送我至视线之外，将派出所、政府的“关怀”种在心中。我怀揣着梨子，更感责任之重大，就像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何利彩说的那样：“警察前面，还有人民两字。”

　　回到所里，我乐呵呵的将梨子和今天的故事分给了所有人，留下一份放在办公桌上，也放在自己的心里，原来走访是要用心的。褪去铅华，用心去交流，去做农民的儿子。带着最初的激情、去追寻着最原始的梦想，体味最纯真的感受。让我们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