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蔺草客”。每年六月蔺草收割的季节，他们就仿佛“候鸟”一般，从全国各地飞到宁波来“淘金”。
每天天蒙蒙亮，一群群“蔺草客”，背着锋利的镰刀，经过一片蔺草地，又经过另一片蔺草地。在属于别人的成熟与丰收面前，“蔺草客”们显得兴奋而焦虑。他们一次又一次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如海一般的蔺草地中，让手中铮亮的镰刀与蔺草完成一次亲密接触。而这样的日子，一般要持续20多天。
宁波蔺草产业鼎盛时期，全市有16万余亩蔺草地，而这样的“蔺草客”也达到近两万人。只是这些年，随着蔺草种植面积的下降，“蔺草客”的数量也在缩减，今年来宁波的“蔺草客”只有六七千人。
眼下，蔺草收割已经结束，这些“蔺草客”开始陆陆续续返回家乡。前几天，记者走进东钱湖、鄞州茅山、古林和集士港，记录下了这些“蔺草客”的生活。
蔺草客吕桂庆：割一亩地拿二百多元钱
鄞州茅山。
这是一家蔺草厂的分厂。不时有几辆小货车开进来，车上满满地载着刚刚收割下来的蔺草。只要车一停，就会有人走上去，随手拿起地上的水管，对着车上的蔺草冲水。
41岁的吕桂庆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提着一把镰刀，人有些黑，精瘦精瘦的，衣服和裤腿上都沾满了泥巴。
吕桂庆在一根水管下站定，掬了把水，胡乱地在脸上抹了抹，这才抬脚走进旁边的一个大仓库。
看到吕桂庆，厨师吴安英就舀了一勺辣椒炒鱼，一勺清炒豌豆，递给他。吕桂庆接过后，就蹲在地上扒起饭来。
这是一间有着数百平方米的大仓库。地上连排地铺着几十张席子，只在中间留出几个通道。十几根绳子像蜘蛛网般结在仓库上空，上面杂乱无章地挂着几件衣服。
仓库顶上的吊扇一刻不停地打着转，但依然逼不走这让人燥热难耐的暑气。
“我是第一次来这割蔺草，但从现在的情形看，有些得不偿失。”几口饭菜下肚，吕桂庆这才开口说话。
一旁的老乡笑话他：“他呀，很懒的，经常只干半天活。”听了这话，吕桂庆反感地摆了摆手，说：“我只有心烦的时候，才不去割草。”
吕桂庆是江西吉安人，妻子10多年前因为一场意外过世后，他就再也没娶老婆。“家里穷啊，自己都养不活，谁肯跟你？”
吕桂庆来宁波将近20天了，“现在算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吕桂庆说，他们是按面积算钱的，割一亩地拿255元钱。“可是一天没能干几个小时。太阳一大就得收工，老板说，割下来的蔺草要是晒干了就没用了。”
这20天里，吕桂庆每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上午9点多就得回来了。然后再从傍晚4点多干到晚上七八点钟，天完全暗下来为止。“这样算下来，一天最多也只能干八九个小时。我又是新手，动作也不快，真没几个钱好挣。”
“当初我们来了75个人，结果现在都已经走了二十几个人，为什么？都觉得挣不到钱呗。”吕桂庆安静地抽上一支烟，像是在费劲地等待天明。
“干了20天，除去来去车费300多元，我才挣了1000多元钱。”吕桂庆把眉头锁成一个“之”字。“我就是觉得对不起我的儿子。”
吕桂庆的儿子17岁，马上就要读高中了。“我儿子成绩很好，老师都很喜欢他。今年他去县里参加中考，来去路费、住宿费要几百元钱。我实在掏不出这钱啊，就让他们老师先垫付着。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也早走了。”
“明年我不打算来了。”在东钱湖一家蔺草厂门口，贾宪有正在等车。同他一起等车的还有他的二十几个老乡。十几个小时后，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家——江西瑞金。
与吕桂庆割草不同的是，他们干的都是“烘草”，这也是蔺草加工中一道重要的工序。
“我听去年来过的老表说，干这个能挣3000多元钱。我想想，20天不到的时间，能挣那么多，哪去找那么好的差使？”贾宪有说。
但是，来了宁波没多久，贾宪有就失望了。“今年工钱低了，去年烘一斤蔺草是一角3分钱，今年降到了一角零五厘。我挣的钱，扣去路费，还有杂七杂八的费用，拿到手还不到一千元，还不如在老家打工挣得多。再说，我们那里东西便宜。就说猪肉吧，就要比宁波便宜四五元钱呢。”
“父子兵”：苦并快乐着
19岁的夏建清正在东钱湖梅湖农场的蔺草地里忙活。
上午8点多，蔺草地里已经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尽管偶尔有几丝风吹来，但那风也是热的。
夏建清把手里的镰刀挥得飞快，嘴里一边念念有词：“割得快挣得多。”等到手里的蔺草快抓不下了，他就把它们分成两束，往两边一甩，然后并拢，迅速从腰间抽出一根尼龙绳，扎上，扔在一边。
偶尔夏建清也会直起身，敲敲发酸的腰。然后朝被自己落在后面的老乡喊：“哎呀，老哥，你赶紧来追我啊。”
夏建清是贵州三都县人，今年是跟着父亲老夏一起来的。夏建清说：“我就喜欢开玩笑，这样生活就添了很多乐子。”
刚来的时候，梅湖农场的负责人屠春永给他们讲割蔺草时要注意的问题。讲完，屠春永问了句：“大家听懂了没？”夏建清就故意使坏，大声地说：“没听懂。”然后一个人顾自笑开了。
“整天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老夏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老夏去年就来梅湖农场割蔺草，二十几天时间挣了一千五六百元钱，这可把老夏高兴坏了。“在老家，我一年才挣2000多元钱呢。”
今年，老夏把小儿子也带了出来。两父子就揣了十几元钱，带着几件换洗衣物，一瓶辣椒，一瓶酸菜，来宁波“淘金”了。
来宁波前，夏建清还特地跑去县城买了部手机，280元。坐在田埂边休息时，夏建清就掏出手机，放起了音乐。声音尖锐而嘈杂，可夏建清却跟着音乐摇头晃脑，听得投入而陶醉。
连绵的蔺草地里散落着几间平房，这里原是梅湖农场生产队的用房，现在成了这些“蔺草客”临时的落脚地。上午10点不到，父子俩收工。老夏去河边磨镰刀，夏建清就回房间了。
一进门，夏建清就躺倒在席子上，“累啊！腿酸，腰酸，手也酸。”可是他一边嘴里叫着累，一边却一骨碌翻转身，从行李袋里翻出一沓香烟纸、一袋烟丝。他将烟丝卷进香烟纸，用舌头舔一下，粘上，再用手在“香烟”两端捻一下，动作迅速而娴熟。
“这烟丝是我们家自己种自己晒的，在我们老家，男人都会抽烟，女人也会。”夏建清划了根火柴，点上。然后享受地闭上眼睛，嘴里吐出一个烟圈。
夏建清隔壁的房子住了两对夫妻，也都是贵州三都人。朱春玉正在门口烧菜。他们用几块砖头，在门口搭了个简易灶，烟火已经把一面墙熏得漆黑。
“今天我们吃肉。”朱春玉边说边往锅里撒辣椒。“我们这活费力，不能只吃素，尤其是他们男人。”
夏建清父子俩也在他们这里搭伙。至于费用，等到回家前，一同结算。“其实乡里乡亲的，也不会太计较，大家一起吃，也图个热闹。”朱春玉说。
中午吃饭的时候，夏建清照例要喝上一瓶啤酒。老夏也倒了一点，说：“我们俩一天要喝四五瓶啤酒呢。”
夏建清往嘴里灌了一口啤酒，让啤酒的苦味在嘴里慢慢地散开。他觉得，每天这个时候，就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
“包工头”老张：今年带了75个老乡收割蔺草
45岁的张财喜说：“做农民是挣不到钱的。”
14年前，他还不这么认为。此前，他在老家江西吉安务农。家里有几亩地，一年的收入只能维持在四五千元。只是1985年来了一趟宁波以后，他的命运就发生了逆转。
第一次来宁波，张财喜的身份是“蔺草客”。等到第二年再来宁波时，他的身份已经是“包工头”了。
“包工头”的工作很简单，中心任务是在蔺草收割季来之前，在宁波承包几亩蔺草地，然后组织家乡的“蔺草客”们来完成收割。
下午5点多，张财喜在蔺草地里转悠，这是他的“日常工作”。几名正在休息的“蔺草客”看到老张，就老远地跟他打招呼：“来了啊。”张财喜就笑着大声地回应：“来了。”
如今，张财喜在老家也算是个名人了。每年一到三四月份，只要他的身影一出现，老乡就会追着他问：“老张，今年有没有承包蔺草地呀？能不能带我去呀？”
张财喜说，他带来的这些“蔺草客”，一个蔺草收割季下来，最多的能挣3000多元，平均也能挣2000多元。“他们来宁波，身上都没带几个钱。干足一个星期，就可以来我这借钱了。然后扣去车费、伙食费，回家前，全部结算清楚。”
最多的一年，张财喜在宁波承包了1300亩蔺草地，从老家带来了200多个“蔺草客”。但也有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去年因为雪灾，我们老家山上成片成片的松木被压垮。老表们都跑去运松木了。结果我一个都没叫到，宁波就没来成。”而今年，张财喜带了75个老乡，年龄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二十几岁。
这次妻子吴安英也随丈夫来了宁波。夫妇俩有三个子女，大女儿出嫁了，二儿子读高中，“现在小儿子也上了初中，她就能腾出时间了。”生意人有生意人的精明，“我们本来要请一个负责伙食的，一个月得给她1100元钱，现在这笔钱可以省下来了。而且自己老婆买菜，也总归放心。”
这么多年下来，张财喜已经积累了几个关系“铁”的客户，每年这些客户会主动给老张打电话。张财喜的收入是直接跟承包蔺草地的数量挂钩的，一个蔺草收割季下来，张财喜一般能挣上几万元钱。
梅湖农场的负责人屠春永手头也有几个这样的“包工头”的联系电话。“有新昌、嵊州、磐安的，也有河南、贵州的……”
早前，梅湖农场的“蔺草客”几乎清一色来自浙江省内，但从去年开始，出现了外省人的身影，“今年光贵州人，就占了将近一半。”而且屠春永发现，从1993年他们种植蔺草开始，来自浙江省内的“蔺草客”几乎都是“熟面孔”，“每年来来去去几乎就是这么一批人，10多年了，这批人原本只有四五十岁，现在都赶上五六十岁了”。但河南、贵州来的“蔺草客”显然要年轻得多，“他们普遍只有三四十岁，甚至还能看到20多岁的小伙子。”屠春永认为，这跟当地的生活水平有关。
屠春永说，也有一些贵州人，他们本来就在临海采茶。6月份正是春茶采完，夏茶还未采摘的时候。趁着这个间隙，他们就跑来宁波“淘金”了。据他观察，所有的“蔺草客”中，就属贵州人最乐观。“挣钱不挣钱，落个肚子饱”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几个男男女女有事没事就唱唱山歌，很少见他们愁容满面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