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翻身当人民代表

　　“在旧社会，学戏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戏前，要和班主立‘关书’，相当于一张生死合同，它规定学徒不满3年就不能离班。学戏期间，生死由命，家人都无权过问，甚至连探望的权力都没有。很多学徒不管身上生病、手上长疮，都得忍着痛翻筋斗、耍棍棒，有时粗心失手，就得挨班主的板子。学成之后，还要再帮师傅白唱几年。”高爱娟说起艺人在旧社会的遭遇，不免心酸。

　　“‘年年唱戏年年难，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是旧社会艺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过去，艺人们常常唱完夜戏，还得连夜赶几十里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唱，夜宿荒村野庙或者直接在湿漉漉的野地上垫层茅草，就能睡觉。不用说养家糊口，即使自立都非常困难。那时候，戏服都要演员自己做，一个月的工钱还做不了半件戏服。”

　　高爱娟说，新中国成立前，浙江的戏剧班多为民营性质；改造后，有的转为国营，有的实行民办公助。“我们置办了服装、布景、灯光还有道具。演员们从主角到‘龙套’都穿上了考究的新行头，到哪儿都有设备良好的剧场。”

　　而杭州、温州、嘉兴、绍兴4个地区，还先后成立了“艺人之家”，让退休老艺人安度晚年。这样优越的条件是很多旧艺人做梦都没有想过的。

　　但长期的压迫使一些艺人患上了“后遗症”，对新中国的戏曲事业仍缺乏信心。在“戏饭吃到老，不及一根草”的旧观念下，许多人想转业，女演员则想结婚完事。

　　1952年，省物资交流大会邀请省内多家剧团参加宣传演出，农民们都赶来观看，场场客满，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坚持不散。

　　有一次，嵊县艺人训练班的艺人去参观中茶公司三界茶厂，工人兄弟们热烈要求他们演出，演员们深受感动，悲观的念头也渐渐打消了。

　　“我们每天工作很紧张，但是大家并不感到累，因为工人农民非常喜欢看我们的戏。我们认识到，唱戏不再是为吃口饭，而是为工农兵服务，这里需要责任感，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受敬重的艺术家。想到这些，表演就更加卖力，感觉也更加愉快。”

　　说到这里，高爱娟眼神里流露出兴奋，经济上的保障，让艺人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工作中，最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社会地位上的大翻身。后来，很多演员还当选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现代剧创作进入高峰

　　过去戏班班主为了多得利润，让演员迎合口味，演出有“毒素”的剧目。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指引下，浙江省各大剧院开始戏曲改革，一面改造旧剧本，一面推出新剧本，取得丰硕成果。

　　高爱娟说：“党和政府把我们戏曲工作者提高到了‘人民灵魂工程师’的地位，我们担负着教育人民的庄严任务。旧戏中的糟粕一定要去除。”

　　1950年，政府对《活捉三郎》、《马寡妇开店》、《贞女血》、《铁公鸡》等带着迷信、色情、封建色彩的剧本予以禁演。

　　“上世纪50年代，反映时事的现代剧也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我们紧密配合党的政策，排出了很多有现实意义的剧目。反封建、爱国主义是这个时期戏剧的主题。”高爱娟说。

　　1952年，平湖联艺剧团为了纪念建军节，在“八一”前赶排了《刘胡兰》；台州越剧团演出了《宝莲灯》；大世界京剧场推出了《关羽之死》、《九件衣》等新型京剧。这些透露着强烈时代气息的现代剧，在人民群众中取得了很大反响。

　　高爱娟说：“旧戏新编也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像《红楼梦》、《西厢记》这些剧目，追求婚姻爱情自由，最受男女青年喜欢，带着很强的反封建色彩，改造后都被我们重新搬上了舞台。”

　　据统计，越剧方面，旧戏改编上演的有《万里长城》、《新何文秀》等，上演新戏的有《九件衣》、《东王杨秀清》、《祥林嫂》等；京剧方面，上演新戏的有《黄巢起义》、《关羽之死》等。

　　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是浙江省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出了一大批知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