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当副检察长十多年，给家里留下的是15万元债务；因为家里穷，付不起学费，女儿高考第二天就去打工……

　　刘庆龄,龙泉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因为缺钱，女儿上不了大学，但他却并不看重钱。这就是刘庆龄的金钱观

　　今年6月2日，刘庆龄病逝，留下了15万元债务。

　　“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谈到刘庆龄，几乎所有龙泉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都不忘说这么一句话。

　　“穷”这个字，使得刘庆龄对家人和自己特别苛刻。

　　2003年6月9日，女儿刘蔚在高考后的第二天就成了打工者。

　　“高考前一周，爸爸和我谈话，说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大学，找个工作吧!”

　　父亲的话让刘蔚一下子难以致信：“当时他满脸灰暗，充满内疚，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好长时间后，他哑着嗓子说：‘念了这么多年书，还是去考一下吧！’”

　　一个多月后，尽管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刘蔚也没去。此后，她一直在打工。

　　尽管缺钱。然而，他并不看重钱。

　　2006年，刘庆龄被评为“浙江省十佳检察官”，省检察院给他发了2000元奖金。钱刚到手，他却来到政治处，说要把这笔钱以集体名义捐给“希望工程”。

　　“你拿回家补贴一下自己吧！”政治处的同事们反复劝说。

　　“这是集体的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这钱我不能要。”刘庆龄却死活不肯，最后政治处只好收下了这笔钱。

　　2008年，刘庆龄的女儿刘蔚结婚，同事们瞒着他，把这2000元以“红包”的名义交给他女儿。

　　直至死，刘庆龄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没人敢告诉他。

　　妻子常年打工，月收入只有700多元，他却不愿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这就是刘庆龄的组织观

　　今年5月份，刘庆龄已在弥留之际。

　　住院期间，检察长阙建平一次次去医院看他：“每次，我都握着他的手问：‘老刘，你还有什么事要我们做的？’他每次都说：‘你们工作这么辛苦，还来看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好意思向你们开口呢？’”

　　妻子常年打工，女儿工作也不稳定，儿子工作当时还没着落，家里还欠着大笔债务……照理说，刘庆龄有着很多牵挂，然而，他却始终不对单位领导开口。

　　绝不麻烦组织，有什么困难，自己扛，自己顶，这就是刘庆龄的人格魅力。

　　正因为有了这份魅力，今年6月4日，龙泉市殡仪馆为刘庆龄举办了追悼会， 1000多位群众自发前来送别。

　　即使退居二线，拿一天工资，就要工作一天。这就是刘庆龄的事业观

　　刘庆龄是公认的“工作狂”。

　　1993年8月，45岁的刘庆龄从龙泉市农业局党组书记的岗位上，调任龙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原先搞农业的，到专业性很强的检察机关工作，适应起来难度不小。

　　然而，刘庆龄却借来法律书自己啃。“缺少的法律知识，要一点一点地补上去”。刘庆龄说到做到。从当副检察长开始，每晚他办公室的灯都到很晚才熄灭。

　　龙泉市检察院的档案清楚地记着，刘庆龄共签署或参与批捕、起诉的1986起案件，无一错案。

　　2001年3月19日，刘庆龄被查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不久，他退居二线。检察院领导的原意是让刘庆龄安心养病，而他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原因，批捕科只有两个人，一年有近200件案子，忙得不可开交。刘庆龄听说后，主动请求过来帮忙。

　　“即使退居二线，拿一天工资，就要工作一天！”每次要求工作时，刘庆龄都要说这么一句话，他天天来转悠，弄得大家很不好意思，最后只好给他事情做。

　　今年5月，刘庆龄到了弥留之际，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一次，他清醒过来后，对我说，今年院里很忙，等病好一点，就再去院里帮帮忙，再去办几个案子。”女儿刘蔚说。

　　在外面，家人不能说自己是副检察长的家属。这就是刘庆龄的人情观

　　今年6月4日中午，龙泉市殡仪馆，在刘庆龄的追悼会上，前来悼念的人群中，正好有几位“国镜药业”的员工，这时他们突然发现在刘庆龄的家属中，居然有和他们一起工作了多年的吴芝英。

　　“你老公不是拉黄包车的吗，怎么变成检察长啦？”他们不解地问。

　　共事了多年，同事们一直不知道吴芝英的丈夫是干什么的。这源于刘庆龄的一条“家规”：绝不许对外人说他是干什么的。

　　女儿刘蔚说，父亲生前经常对他说，做了检察长，就不能过多地交朋友了，朋友之间的情谊，更不能变成“求情”的砝码。

　　对家人，他严格要求；对自己，他也同样如此。

　　生前，每天一吃完晚饭，刘庆龄就会躲到自己的卧室里，看书或者看电视，绝不在客厅里出现，因为客厅边就是大门，这样就能不让别人发现他在家里。

　　这样，刘庆龄成了几乎没有朋友的人。他死后留下的15万元债务，几乎全是向同村人借的。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格魅力，刘庆龄才更让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