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忠 摄

　　距离合同到期，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最后的关门时限，还有一个月。这一个月能不能有所转机，老储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气，因为在此之前，开了10年的南宋钱币博物馆，也已经栖身危房闭门谢客多年。

　　从上世纪90年代出现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开始，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市归口文物部门管理的各类博物馆累计达60余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的比例超过20%，共15家，而实际数量大大超过统计数量。

　　然而，这十多年间，民办博物馆层出不穷热闹的背后，真实的生存状态却令人“揪心”。

　　困境：钱

　　5000多年的黑陶栖身摇摇欲坠的木架

　　后市街12号,近七旬的李加林用玻璃板在天井中间搭了个办公室。

　　这个150平方米的两层小院，角角落落都摆满了他收藏的各种陶瓷。老李在园文局工作40多年，30年前开始收集黑陶，2000年开始筹建古陶瓷博物馆。后来，因明宅调整，2002年5月，老李将博物馆迁至河坊街现在的这栋小楼里。

　　“民间确实有好东西在，就连很多国有博物馆的相关馆藏也没有老李的丰富。”在市政协视察时，老李拿出来的黑陶让很多专家都惊讶。其中一个“天地山水”纹陶罐，6000年前古人手工艺中竟然已经知道天下为山，山中有云，山下为土，地上有水。

　　然而，每天守着这样精美的国宝，老李却也和大多数民办博物馆一样，为钱困扰。“20多年下来，自己和搭档已经为这些黑陶花了几百万了，财力已经穷尽。”老李说，虽然物价方面允许他们卖10元一张的票，但博物馆的维持基本还是靠以古养古。

　　“以古养古的范围太小了，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我这里大部分文物是不能交易的。”李加林说，就算自己和搭档靠一些别的传世器物的交易能补贴一点开销，但这里每个月人工水电就要一万多元。加上最开始有关部门是免费把房子租给他的，这几年出于经济利益，房租也一路水涨船高涨到了每年六万。

　　而更让老李心痛的是，因为没有足够资金，文物的保存修缮成了难题。略显昏暗的二楼展厅，几个木架子搭成了展台，李加林的宝贝就这样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地搁在上面，每走一步都要小小心心，生怕把上面的陶罐震倒。“几个美国的专家过来都吓到了”，“我这里有个7000多年木桨，拿到博物馆去做修复，开价就要3万元。修不起啊。”

　　“民办博物馆完全靠政府是不行的，最终要靠自己。但这么多年下来，真的太难太难了。”听得出来，老李的忧愁发自肺腑。

　　困境：房子

　　从闹市到郊区15年搬了9次家

　　江干区九堡镇，某市场。

　　一个小楼梯上去，二楼的拐角贴着：楼上有猛狗，擅闯者自负。於优明说，这是为了他那一屋子的宝贝写的。

　　打开第二道铁门，800多件精美的明清青花瓷和彩瓷分布在客厅、书房的角角落落。这个在普通人家里“藏”着的是正在筹建中的民办博物馆——杭州土火斋博物馆。

　　老於是个企业家，在经济上并不算太困难，有着多年收藏爱好的他，一直有个愿望——造个正正经经的博物馆。

　　面对多数民办博物馆生存难的问题，老於自己的想法是，在土火斋博物馆边上，附带搞一些第三产业。“一个博物馆，如果一天能有5000人左右的游客量，基本就能生存下来了。但是目前杭州的博物馆都是不收门票的，所以我肯定要搞一些辅助产业，比如餐饮等，才能把博物馆运作下去。”

　　“但批地的时候，只能批工业用地。可我办博物馆是公益性质的，应该有些政策差别吧。”老於说，馆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身份不明。

　　“说实话，我真不是要靠这个博物馆赚钱的，我希望把自己的艺术藏品回馈社会，但如果每年往里面砸几百万的钱还支持不下去，我吃不消的！”

　　而同样是因为房子，相比之下，高继生和他的高氏照相机收藏馆的命运似乎比老於更加令人心酸。

　　高氏照相机收藏馆是中国第一家相机收藏馆，从1993年开馆到现在，已搬了9次家。老高把博物馆从家里移到文晖路旧货市场，然后到绍兴路旧货市场。最后拱墅区政府在永和坊的一个车库里为他的博物馆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地。老高有点抱怨，这房子潮湿、阴暗，而且门口几乎没有人流，但这已经不容易了，他只能接受。

　　为了维持博物馆的运作，每年老高只能卖点藏品。一想起这些，他就感觉到害怕和揪心：他说，我眼看就快70岁了，还能坚持多久？如果所有的藏品都卖光了，博物馆还怎么开下去？

　　困境：政策

　　没有一项专门的法规来规范民办博物馆

　　“我们也希望能够对私立博物馆进行扶持，但目前私立博物馆期待像公立博物馆一样得到财政拨款不太可能。”市园文局文物处副处长潘沧桑说，同时，我国对民办博物馆的管理一直没有一项专门的法规来规范。民办博物馆的设立和管理规范很不完善，只能参照公办博物馆的管理执行，而实际上两者的运作管理都有很大差别的。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经修订后，虽然对民间收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仍无涉及民办博物馆的条款。

　　潘沧桑表示，杭州对私立博物馆的发展一直“积极扶持”，这主要体现在对博物馆的登记注册和管理上。她说，对新建民办博物馆的申请，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做到立即予以受理，并从2003年开始开展了博物馆达标竞赛活动，每个季度都对博物馆进行检查，以此提高非国有博物馆的业务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

　　深层次困扰民办博物馆的，还有管理上另外一个难题。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而国有文物是不允许公民个人或法人买卖的。如此，进行出土文物收藏的私立博物馆就陷入悖论之中：按法律，他们藏品的所有权和来源可能都是非法的；但法律又鼓励私人收藏，并允许私立博物馆本身作为收藏机构的存在。

　　“目前，我们在对部分钻法律空子，利用民办博物馆为幌子，以博物馆名义进行非法买卖，征集文物，特别是出土文物的行为缺乏有效制约措施。”

　　个人资源转化成社会资源

　　杭州能否有“突破”？

　　期待政府的支持与扶助，是各民办博物馆的共同愿望。

　　“民办博物馆是公办博物馆的一个补充，应该通过一些方式，将个人资源转化成社会资源。”浙江省博物馆馆长助理赵幼强说。赵幼强曾经到十几个省市对民间收藏的现状进行过调查。

　　“总的来说，大家都在等政策，等环境，都在观望。但鼓励是空洞的，杭州应该有所突破。”赵幼强说。

　　据他介绍，早在去年，宁波市鄞州区出台了《关于鼓励促进我区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试行)》，从场馆建设与运作、资金补助、用地保障、人员配备、综合设施与服务配套等方面提出了详尽的扶持措施。根据这一意见，由个人或民营企业出资筹建的博物馆，最高可以获得400万元的补助资金。另外，对于民办博物馆建设用地也将优先供给。

　　“许多发达国家对两个地方用地是肯定有保证的，一个是学校，另外一个是博物馆。”赵幼强觉得，对于杭州这样一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缺资金，而是缺政策、缺地。首先突破的就是要将民办博物馆事业纳入政府规划与文物部门的指导、管理范围，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在场地问题上，要将其与商业用地区别开来，按照文化事业产业用地来进行管理。

　　开馆容易守馆难，除了国家政策之外，潘沧桑认为，民办博物馆本身也应该寻找突破。“在我国，大多数民营博物馆的所有者、经营者就是收藏者本人，这会带来多方面的局限。比如，一个收藏者拥有绝佳的艺术品鉴能力，那会不会是一个优秀的经营推广者？”

　　“老外是这样的，有钱人把自己的收藏品无偿捐赠给某个基金会，从此收藏者和文物断开了产权上的联系，由基金会组成董事会，委托经理人，来经营这个博物馆，想方设法养活它。捐赠者只拥有博物馆的冠名权。”她还建议在拓展经营渠道的同时，政府鼓励非国有博物馆以多种形式加大对公众的服务力度。比如鼓励他们设立面向大众的文物鉴定、咨询机构，可以为民办博物馆增加资金收入提供新的渠道。

　　“归根到底，民办博物馆最终能否生存还是要靠自己。”潘沧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