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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OL/1.22.95
亿万富翁阮福德让出董事长一职还把股份分给管理团队
台州民企股份再造100天 在“国进民退”争议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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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始于一百天前的那份文件。

  7月20日,台州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了一份有关民企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要“打破民资路径依赖”,引入外资、国资等,“稀释”当地过高的民营经济比例。

  这场自上而下的改制浪潮的背后,是当地疲惫的经济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台州的GDP增幅位列浙江末位,还有近一半的大中型企业,承认生产能力正在闲置。

  政府诊断的结果是,当地民企“家族制”的股权结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于是现在他们计划在3年时间里,按照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标准,完成100家民企改制。这100家企业,年销售额都在5亿元以上。

  一时间,有关台州正在实施“国进民退”,甚至要清退民企的言论,让曾经诞生了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台州,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董事长自愿大权旁落   飞跃危机让政府一身冷汗

  这一百天里,普通话并不标准的台州商人阮福德成了各路媒体采访的“明星”。最多的一天里,他要接待三拨记者。

  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向这位亿万富翁问着同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让他辞掉了一手创办的企业的董事长职务,甚至连公司法人代表也不再担任。

  要知道,这位生产缝纫机设备的杰克控股集团大老板,之前,连办公室的花瓶摆放都会亲自过问。而现在阮从外面请来了职业经理人,担任公司的董事长,自己则“大权旁落”。

  阮甚至还在琢磨,怎样让公司的管理团队更有动力。“我分些股份给他们,应该是个好办法。”于是在集团的一些产业里,和他一起创业的三兄弟所占股份,甚至快要降至50%了。

  其实记者们的追问,阮福德工厂门口摆放着的那一对黑猫白猫,就已经替他回答了。那句著名的有关“黑猫白猫”的经典言论,预示着只要企业能发展,谁来“掌管”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如果单纯只是进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实验,阮福德还不会成为大家感兴趣的对象。关键是,杰克集团在实施了这一系列的改革后,公司经营增长迅速。几个月前,其收购了两家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德资企业后,更是名声大噪。

  飞跃危机让政府一身冷汗

  和阮的主动股份制改造相比,台州的另一位风云人物——邱继宝所经历的股份改造,则让台州政府“吓出了一身冷汗”。

  邱继宝创立的飞跃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缝纫机生产企业。去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飞跃集团的软肋,资金链几近断裂。邱不得不求助政府,而最后当地政府向飞跃注入了9000万的财政资金,对公司进行了重组。

  重组后,邱继宝在飞跃集团的股份从近99%,降到了30%左右。邱继宝失掉了公司的控股权,更多的是无奈:他虽然担任着新飞跃集团的董事长,不过这仅仅是个名誉职务。当年邱“一人做主”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阮福德和邱继宝的各自变化影响了政府的一些判断。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如同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台州的民营企业需要新的变化。民营企业“家族制”的股权结构,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台州,民营企业的占比超过90%。

  在台州,因为资金链断裂而酿成危机的不仅仅是飞跃。善好酒业、隆标集团等一系列销售几亿甚至超10亿的大企业,都在危机重重的2008年,因为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

  这个靠民企推动经济发展的地区,有着超过30年高速增长的经验,现在不得不琢磨,如何让民企结束以往的野蛮生长,激发新的创造力。

  新一轮的“股份制”再造在这里拉开序幕。

  改制和官员考核挂钩

  在市政府的一次读书会上,熟悉企业实情的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和市领导交流讨论,促使市领导最终下决心,在全市强力推动民企股权改革。

  台州市委书记陈铁雄此前表示,台州民企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科技创新能力低;资本结构单一,长期以来利用外资水平低,过度依赖内源型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要素配置效率低等。

  今年,台州政府希望看到24家企业完成民企股权改制。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引导基金,来推动这个工作。同时,民企的股份改制也成为了当地各级官员的考核目标。

  除此之外,台州还引进了一个中小企业产权交易中心。台州发改委综合体改处处长赵时明透露,设立这个交易中心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战略投资者,在股权实施多元化后,引入职业经理人。

  “要在一个民企占99%以上的地区,打破民资依赖路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

  政府请老板上课开展攻心战   中石油一个项目就能带来1000亿GDP

  争议随之而来。

  “这个股份改造,到最后估计是雷声大雨点小。”台州市委党校经济研究室主任周霖,多年研究当地民营经济,也是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台州个别县市认为,企业采取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政府实在没有办法去干预。他们对市里这项政策虽不能正面抵制,但在文件下发后便束之高阁,不予理睬。

  当然,更多的县区政府是在争议中贯彻。

  在临海,当地政府让40多位企业老板免费参加清华大学的培训。“这十天半个月的培训后,可能有60%的老板想改制了。”参加培训的临海方圆船厂董事长金文林这样评价政府这一“攻心术”的效果。

  临海还每月组织一次“企业大讲堂”,政府出钱,请那些专家来给“泥腿子”出身的老板洗脑。内容从宏观经济,到品牌和管理实务,到公司治理结构,据说非常受欢迎。

  中石油一个项目就能带来1000亿GDP

  显然,这场改革的主角依然还是企业,当地政府始终扮演着一个推动者的角色。

  外界所有的忧虑是来自于对政府借民企改制,行“国进民退”之实的担心。“这显然是一种误读。”张锐敏说。事实上,台州市政府也没有能力来清退已经在当地生根发芽的民营经济,台州真正的目的是吸引那些有垄断优势、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

  问题的深层次在于,缺少央企进驻在近年成为了台州的一块心病。台州人花了8年的时间,才“搞定”了中石油。后者在台州投资800亿兴建了一个石油炼化一体化项目,该项目上马后,可以迅速为台州增加1000亿元GDP,而今年台州前三季度GDP为1399.15亿元。

  “台州有铺天盖地的民营企业,但缺少能够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企业。”台州市副市长元茂荣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感慨地说。被称为“小狗经济”的台州民营企业,一直以来最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小、数量多,缺少行业领袖型企业。

  不仅仅是台州在动手

  其实有关“国进民退”的担忧,并不是第一次在浙江发生了。

  在绍兴,政府组织了一批政府官员,下派到民企去当“政委”。在温州,政府则试图让那些散兵游勇式的中小民企联合起来。在宁波,政府破天荒地拿出真金白银,鼓励本地民企在国内开更多的店。

  让外界的观察者疑惑的是,一向崇尚无为而治的几个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大市,为什么现在动作颇多,有些甚至迫不及待地赶着民营企业,朝他们设定的方向走。

  一部分敏感的人甚至开始担心,这是不是一股“国进民退”的暗流。

  “目前来看,民营企业的先天不足在浙江已经暴露,但不能以此来否认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民企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

  曾著书研究“台州现象”、“温州模式”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教授,也认为企业的产权改制“应当以企业的意愿为主。”

  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绍兴文理学院经管学院院长李生校教授把政府眼下的行为,善意地理解为,“只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

  如果历史返回到30年前,人们可以看到,正是政府“睁一只闭一只眼”,才造就了浙江民营经济的井喷发展。“只有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周霖最后说。

  台州、温州、宁波三地经济实力比较

  城市前三季度GDP(单位:亿元)前三季度GDP增长率拥有上市公司数量

  台州1399.15 6.5% 113家

  温州1720.83 6.5% 6家

  宁波2902.1 6.6% 32家

  据都市快报陶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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