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新四千精神”

　　本刊记者 李亚彪 裘立华

　　创业初期的浙江民营企业家曾用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让浙江从资源小省成为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的市场大省。现在面临着新的闯关，浙商的“草根韧劲”又唱出新篇。省委书记赵洪祝把它概括为“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经过金融危机大考的历练，这种“新四千精神”被赋予更多的内涵与外延，企业越来越趋于理性和成熟。

　　“谁也想不到在我们这家‘老字号’里，大豆、海藻、竹炭都可以用来做衣服。”浙江七色彩虹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自豪地说，“在市场普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针织面料销售在国内同行中排到了前5位。”

　　这家建厂30多年的老纺织企业，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去年，生产的海藻纤维针织面料和蕾塞尔大循环针织面料通过省科技成果鉴定。而在这背后，是公司拥有的16个发明专利、4个新型实用专利、4个外观设计专利。他们先后投入上亿元，购进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地的高科技设备，设备更新已经到了第四代；公司自主研发的“大豆纤维针织品与染整技术”等，解决了业界多项技术难题。

　　民企的加速转型不仅表现在技术、产品层面，痛定思痛后针对多年痼疾果断实施的内部机制体制上的创新，意义更为深远。在台州，飞跃集团由于企业管理层决策失误导致的财务危机，让当地民营企业对企业治理结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曾一度坚决拒绝上市的公元集团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在政府的引导下，已迈出在创业板上市的步伐，目前辅导期已结束，正积极准备申报材料。

　　“董事长创业较早，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也在下降，需要引进新的管理人才，他的思想也在解放。上市后，企业经理人好引进，否则招聘财务总监或投资经理，同样待遇下，人才是不会来的。”董事会秘书赵以国说，公元集团在创业初期，管理层以本地人为主，现在来自外地的优秀人才在增多，身为董事会秘书的赵以国是安徽人，财务总监则是从青岛招聘的。集团董事长原来兼总经理，抓住管理岗位不放手，现在则把总经理的职位交给了1975年出生的原副总经理卢震宇。

　　江鑫锻造有限公司是上世纪80年代末慢慢发展起来的。销售部门负责人金永正介绍，前两年公司虽然“跟风”实行了股份制，可也只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的股份制”；现在公司正“修正”过去旧的模式，真正吸纳外来股份。随着放宽一些领域的准入，江鑫公司开始涉足防爆材料的生产，成为浙江首家进入该领域的民企。

　　2009年4月，已有15年经营历史的浙江台州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这家集近海航运、码头装卸、仓储配送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企业，原本股权100%掌握在董事长梁军及其爱人手中。今年初，梁军决定拿出45%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管理人员、优秀员工及外部战略投资者。

　　“企业做大了，不能老是老板一个人做。”梁军表示，转让股权可以留住人才，学习其他大企业管理理念，还可以推进民主决策，减少决策风险。他坦言，去年以来一些大型民企在金融危机面前“折戟”，说明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已是企业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飞跃集团的从濒死到重生，更称得上是浙江民营企业在这轮危机中脱胎换骨的样本。2008年，飞跃集团陷入财务危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美国次贷风波，多重因素的叠加使飞跃集团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登门讨债者络绎不绝，企业的银行账号、不动产也被法院冻结查封。台州市政府在一份报告中认为，“由于财务危机，飞跃集团自身已无法支撑，面临崩盘危险”。业内人士分析，飞跃集团出现危机的重要内因之一就是民营企业的自身管理缺陷，近两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造成资产“固化”，而单一的股权结构导致决策风险过于集中，隐患早已埋下。

　　一时间，飞跃集团5000多名员工能否保住就业，飞跃集团身后的近千家配套厂商能否保住饭碗，为飞跃集团提供贷款担保的企业能否保住稳定，皆悬于一线。“那些日子，我是忍辱负重。”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坦言。

　　在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下，飞跃集团最终被从危机的悬崖边缘拉了回来。2008年全年出口额继续保持全行业领先。在政府引导下，飞跃集团将缝纫机业务推出重组，当地7家企业共同发起的浙江新飞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大型民企星星集团入股31.6%，飞跃集团转为第二大股东。新飞跃董事长由邱继宝兼任，总经理由董事会聘请业内资深人士出任，以推进股权社会化、经营专业化。与此同时，飞跃集团将致力于发展再生资源、自动化控制系统等环保、高科技产业。

　　“‘一股独大’不科学，自己以前也不愿意出让股权，现在想明白了，只有规范的管理和科学的制衡，才能充分地释放企业的品牌价值。”经历了这番切肤之痛和跌宕起伏，搞了多年企业的邱继宝对于股权的认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针对深层次矛盾展开的新一轮转型，任务依然艰巨。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认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机制体制革新非常紧迫。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一股独大”和“一言堂”式的管理已非常不适用，应抓紧对上规模的民企进行培训辅导，推动普及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多专家认为，民营企业要转型升级，民营经济要创新，必须突破许多体制、政策的“泥巴墙”或“玻璃墙”，因此政府、政策都必须有所为，不能靠打“擦边球”过日子。比如解决非上市民企股权的流动问题、破解用于中小企业贷款的设备质押缺少操作办法等难题，都需要政府在高层有比较明确的政策意见。

　　块状经济整体“变脸”

　　本刊记者李亚彪裘立华

　　以广大民营企业组合成的块状经济，是高速发展的“浙江模式”的特色之一。全省90%以上的县市区都培育和发展了块状经济，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达312个。在应对危机压力的过程中，浙江块状经济也在发生着悄然而深刻的变化。

　　在以袜子产业为代表的诸暨市大唐镇，不少企业的设备是电脑控制，有的车间班组长是博士毕业生。镇党委书记袁志刚说，在这里，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正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过去是科研院所找企业想把新项目产业化，现在则是企业想方设法找科研院所。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高新技术正带动浙江块状经济整体发生着“变脸”。在领带产量占到全国90%的嵊州市，市领带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庆余介绍，全行业已掀起一场“装备革命”，目前拥有进口高档电脑提花剑杆织机1300多台，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设备性能上都远远超过了意大利的水平。在嵊州市的领带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高新技术的受益者。好运来公司开发的功能性真丝改性技术，解决了领带抗缩、防菌等技术难题。麦地郎集团投资2500万元建立数码面料花型设计研发中心，将研发世界最新的面料花型图案和数码无循环花型应用技术。

　　步入绍兴县夏履镇新中天集团，新投资的高科技无纺布生产线已全部投入生产，一次性帽子、鞋套、除尘室，一切都与人们印象中的传统纺织车间大相径庭。长期以来，具有产量高、成本低、用途广的无纺布由于科技含量高，国内许多企业一直无法涉足。新中天集团原来是当地最大的织造企业，后来运用科技新成果开展无纺布生产，并带动镇上其他企业。镇政府考察研究后决定做大无纺布，现在该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水刺无纺布生产基地。

　　研发与营销能力提高、交易与物流成本降低——在绍兴县轻纺产业、嵊州领带产业、诸暨袜子产业等传统块状经济区域，一系列新变化正在集中出现：

　　从过去一厂一铺的传统营销模式到集群营销。绍兴县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纺织品市场，今年4月20日，新设立的国际面料采购中心在这里开业。总经理邓素微说：“这里有上千个品种，中心还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城市设立纺织品网上营销中心，在纽约、米兰、巴黎等地建立电子商务营销机构，尽最大可能为供应商和采购商节省时间、降低成本。”

　　从过去个体研发到设立公共研发平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江南分院设在绍兴，常务副院长庄小雄指着染整技术开发中心、新材料技术开发中心等实验室说：“中心采取会员制，现在已有20多家企业成为会员，这些企业想研发新的产品可以委托我们，可以免费使用这里的仪器设备，遇到技术问题可以拿到这里攻关。”在盛产袜子的诸暨市大唐镇，也有面向区域内所有企业服务的袜业研究所，解决了过去单个中小企业研发力量弱、成本高的问题，

　　从“小而全”到联合物流。在领带之乡嵊州，由巴贝集团等6家公司共同投资的物流公司前不久刚刚成立，这是当地出现的第二家联合物流公司，将承担起当地领带业的上游业务，让更多的企业腾出手来进行产品的研发与升级。“过去生产企业‘小而全’，自购原材料、自办运输，不但上游易被人掌控，而且库存压力大。”周庆余介绍，“联合物流可以盘活企业资金上亿元，全年节省利息近千万元，采购成本也极大降低了。”

　　从跑中心城市检测到就地检测。诸暨市大唐镇的袜业公共服务平台就设在袜业城中，质量技术监督人员金汉正与同事一起，在用一部新购进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检测产品的农残等有害物质。金汉说，这里的检测可以达到省级水平，而过去企业检测产品，要跑到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非常不方便。这样的检测机构在绍兴市几个块状经济区都已出现，绍兴县拥有中国纺织科学院的纺织品质量检测认证中心，嵊州市设立了权威的全国领带服饰质量检测中心。

　　浙江块状经济早期只是地理相近的区域内一种简单的重复与叠加，企业间互相的联系是无机的，现在这种局面正成为历史，一些地方的块状经济产业布局正走向龙头引领、小企业分工协作的新阶段。

　　产品分工进一步细化。诸暨市经贸局副局长倪敏利说，过去产业布局雷同、恶性竞争的较多，现在企业都意识到了差异化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以袜业为例，有做原料的，有做成品的，有制造袜机等生产设备的。在成品中，有做高端的欧美市场，有做中低端的国内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市场。

　　产业链的分工进一步细化。服务链从生产链中脱离，成为绍兴纺织产业的普遍现象。诸暨有专门的原料采购企业、专门的贸易销售公司、专门的海关出口服务公司、专门的袜机维修服务公司，当地还出现了专门培训员工的职业学校，取代了过去企业自己搞培训的局面。企业只要进入块状经济的产业链，就拥有了全部的生产流程。

　　生产环节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在大唐镇，许多袜业企业厂房都不是自己的，甚至生产设备的产权也是本地一些小型加工户的，“职工”更是来自千家万户。诸暨市副市长吴成表解释说：“这样一来，只要接到订单，企业就把任务分解到千家万户，只需要在生产环节提供管理人员就行，自己可以全身心地抓品牌与市场。”

　　“通过分工的细化，产业布局由简单叠加变成‘有机嵌入’，出现了产业集群的雏形。”吴成表打了个比方：“块状经济与集群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块状经济好比一袋土豆，袋子一打开就散掉了；集群经济好比一串葡萄，可以一下拎起来。传统的块状经济是无机的扎堆，集群经济是有生命的组合。”

　　分工的细化，让拥有一池“民营经济活鱼”的浙江块状经济，有了出现越来越多“飞龙”的可能。传统块状经济加速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这也许是一轮危机过后浙江民企群体最大也最有深远意义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