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21日讯 2009年10月31日下午，教育部部长周济被免职，袁贵仁接任部长。当天新华社通稿中未按常规出现“周济另有任用”字样。短短数小时内，关于周济被免的猜测立即充斥各大论坛，以至午夜时分，新华社不得不重发通稿。

　　这种猜测与其说是针对其个人，不如说是来源于民众对教育积聚已久的不满。

　　相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些年教育改革却进入了“滞胀”期。“世纪大扩招”带来的惊喜还未停留多久，就遭受到“就业难”的猛烈冲击。与此同时，蔓延在中小学的“择校风”愈演愈烈，基础教育学生压力不减反增，民间对教育的诟病日盛。

　　在这十年里，教育成了一个“大烤箱”。

　　晚上七点多，气温开始接近零度。冯一秦裹着大衣挤上了B1线，远远地瞅见车尾有个座位，真难得，他快步过去一屁股坐下来。

　　作为下沙工商大学的辅导员，他每天晚上都得去学校管学生。

　　辅导员是什么职位？一句话，除了教书，其他什么都干，学生宿舍管理、发展新党员、对外宣传以及整理学生档案等等。至于报酬，月薪一两千元，年薪4万元左右。

　　也许这份工作对不少大学生来说算不错了，可一年前冯一秦应聘这个岗位时却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是一名浙大博士。

　　2008年，浙江工商大学公开招聘12名辅导员，应聘者中突然出现了浙大的3名博士，除了冯一秦外，还有一位来自人文学院，一位来自食品学院。

　　这个消息立即成为浙大BBS的头条，不少人感到“太震惊”：“他导师是谁啊，真是丢不起这张脸”；“这样的博士太失败了”；“博士生从入校的时候开始就是做更高水平的研究的，如果就这样去做辅导员，等于国家白白多花了5年时间。”

　　一片质疑声中，冯一秦洋洋洒洒写了4000多字的心路历程，发表在BBS上。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对他远在河南漯河农村的妈妈来说，只要儿子能在大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她就没意见。

　　“就业难”的故事正在中国各大城市里上演，平常而又平常。只不过故事里的主角不断升级，从专科生变成本科生、硕士生一直到博士生。

　　有人说，这都是扩招惹的祸。

　　晚上九点多，赵清(化名)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听，又是朋友来取经，打探如何能弄到一个民办中学的入学名额。

　　赵清在圈子里已经出名了。她坐在校长办公室里一个上午，把“捐资助学费”从15万元砍到10万元。

　　“(办择校这事)，我动手算早的！”赵清知道，“摇号”(电脑派位)这事靠运气，摇不上还得靠关系。一年前她就到处托关系弄名额，连从不往来的远房表姨的小女婿她都腆着脸摸上门去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搞定这事的人。

　　入学报名前的最后一天，她终于得到私下“通知”，办成了。她兴冲冲地去了，“可到了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里的‘行价’是15-18万元，当初我朋友还说只要几万元就够了。”

　　怎么办？书是一定要读的。赵清使出了十二般工夫，把平时买衣服砍价那本事全用上了，一边哭穷，一边流露出对学校无限的敬仰和崇敬之意，终于把价格砍到了10万元。

　　那以后，一些朋友闻风而来，“其实没什么诀窍，那天要真谈不成，15万元我也交了！”赵清周围好多朋友的孩子都选择上民办学校，但没办成的居多。一个说，他弄到了一位校长的手机，可围追堵截，愣是没能见上面；一个说，她去学校时，看到一个台州人扛着一麻袋的钱走进学校。两人同进了办公室，发现里面还坐着一个人，拼命对老师说，“这是我自愿捐资助学，与孩子读书无关！”他的脚边，放着两个大大的黑色塑料袋……

　　类似的故事，每年升学季时都在各地上演。只不过多数人运气没赵清那么好，得不到“自愿捐资助学”的机会。

　　套用2009年的年度词语“被”，这叫“被自愿”。

　　多招了三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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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在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建议下，中国吹响了高等教育大扩招的号角。当年，在距离高考仅剩下10多天的时候，教育部突然宣布普通高校在年初扩招10余万的基础上再扩招33.1万人。

　　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此后，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从1999年的100多万迅速飙升到2009年的629万人，远超过当初汤敏3年扩一倍的建议。

　　无数人在扩招的号角中冲进了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似乎一夜之间从“精英化阶段”跨进了“大众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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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萧飞(化名)考大学的时候，局势已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考上的就是冯一秦现在教书的大学。

　　萧飞的老家在湖州农村。十几年前的一场喜酒，让他第一次对大学有了深刻印象。

　　“那天邻居家的哥哥考上大学，摆酒庆祝，我爸妈带我一起去了。”在镇上最好的饭店门口，他看见邻居阿姨穿着大红缎子的衣服站着，咧着鲜红的嘴唇一直笑。哥哥就在她旁边，走进去的人都往他手里塞红包。妈妈还特意把他拉到哥哥面前，让他向哥哥好好学习。“回家后，我妈告诉我，只要考上大学，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2003年，萧飞的表姐考上大学了，一本，211大学！他很羡慕地看着表姐，感觉她也什么都不用愁了。家里照样摆了喜酒，酒席上，大阿姨却对表姐说，上了大学以后还要好好学习，不能放松。萧飞觉得很奇怪，不是考上大学什么都有了吗？大阿姨说，现在不一样了，听说不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2006年，萧飞也考上大学了。但这一次，家里没有摆酒庆祝，只有几个近亲上门送了红包。“我们班90%的人都考上了，没什么稀奇的。”更何况萧飞考了个“三本”。等待入学的那段时间，妈妈经常在家唠叨，“现在读个大学真不划算，要好几万，还不包分配！早知道这样，早几年生你了！”

　　2007年秋天以后，妈妈唠叨得更厉害了，三天两头打电话叮嘱他考这、学那。因为那一年表姐毕业了，却一直没找到如意的工作，在家一呆就是一年多。2008年冯一秦的到来让萧飞自己也变得惶恐，“博士都来做辅导员了，那我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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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飞表姐考上大学的那一年，正是扩招后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毕业，突然多出的几十万大学生涌向市场，出现了中国人从未敢想象的“大学生就业难”。就在这一年，出现了一则轰动全国的新闻：“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人们怎么也不能把北大的状元才子、国家栋梁和面肥肚腆的屠夫形象联系起来。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就业观念、教育体制等众多问题的大讨论。

　　2003年之后，北大、浙大等多数211学校先后宣布停止本科生的扩招。

　　2006年，教育部调整政策，开始严控扩招比例，提升教育质量。

　　2009年，最后一批大扩招中诞生的大学生毕业，随之诞生了一个新名词：“被就业”。

　　民间声音：

　　◎“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都是由扩招引起的显然不够客观。中国教育积弊已久，只不过是急速的扩招加快凸显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在过去30年中，高考一直扮演着改变命运的‘角色’，多数人依然以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当前的大学生，人们无法承受‘北大学生去卖猪肉’这样的结果。”

　　◎“高等教育大众化首先意味着文化权利特别是高等文化权利的下移，当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社会极少数人的特权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也开始从精英走向平民。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种转变来得太快了，大家还没做好准备。”

　　十年择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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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扩招的目的之一是给中小学减负，但似乎未能如愿。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下，竞争压力下移，择校者趋之若鹜。

　　1998年，杭州市教育局为平抑初中择校，出台了民办初中“摇号”政策。从此，杭州人读初中有了两种选择：按学区升入公办初中；或者，先报名参加民办初中“摇号”，如果不中，再上学区初中学校。

　　所谓“摇号”即“抓阄”，能进不能进全凭运气决定。多数杭州人都想去碰碰运气，尽管这些民办初中要收高价学费。因为这些都是杭州重高上线率最高的初中学校。每年7000多人报名“摇号”，幸运儿只有2000多人。

　　摇不中的那5000人怎么办？还有一个机会，去校长手里弄一个机动名额。争取这个机动名额有两个办法：一是成绩特别优异，如拿到奥赛冠军之类——这部分很少；二是成绩过得去，关系足够硬——很多人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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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初中以外，杭州的小学、高中也有类似的“机动名额”。陈再东(化名)就经历了三次择校的全过程。

　　1999年，儿子上小学，他花了1.2万元把儿子弄进长寿桥小学，这是当时的名校之一，“好的初中挑学生，要看出身的。”

　　2005年，儿子上初中，参加“摇号”是毫无疑问的。“前三所重高的名额多数集中在那几所民办初中里。”此前，他把儿子送到奥数班学了两年，拿了个奥数三等奖，这是名校比较青睐的经历。所幸儿子比较争气，摇进了，少交了一笔赞助费。不过一年一万的学费是不能少的。

　　2008年，儿子考高中，报了重高，差几分没上。“大学保送、自主招生只在前几所重高进行，不进这些学校，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他又托关系去学校磨“借读”名额，“送”进了几万元。

　　2000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2009年恰巧坐进了高一教室。他们中不少人与陈再东的儿子有相似的经历。正常情况下从小学读到高中总计不过一万多一点的费用，他们却可能要花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还不包括人情关系。

　　身为知识分子，陈再东愤懑而又无奈，“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现在却成了变相的买卖关系。”“如果现在我不帮儿子参与这场角逐，以后他如何能在社会上与别人公平竞争？” “社会分化，现在已经提前从择校大战中开始了。”

　　民间声音：

　　◎“应该说，这十年来，我们的好学校越来越多，能进好学校读书的人越来越多。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的需求已经从‘要上学’变为‘上好学’……”

　　◎“正是教育公平的呼声和教育极度不均衡的现实，导致眼下这样结局。下一个十年，教育部门应该考虑的是：我们究竟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来逐步实现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