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任何年代，收入分配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以很重要的篇幅和语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改革的目标。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近日，浙大公管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经济系主任李金珊教授，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秘书长杨建华教授走进杭州日报《财经三人吧》新闻演播厅，和我们一起探讨在当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期，社会经济如何才能协调发展。

　　财富标本：

　　西湖，一座没有围墙的公园

　　昨天，杭州晴空万里。

　　和每个周末一样，西湖又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不管是苏堤春晓，还是柳浪闻莺，游人如织。一个星期前，号称“杭州最美丽公园”的太子湾公园的郁金香和樱花都含苞待放，昨天已变得格外耀眼了。

　　市民周长富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赶早不是为了晨练，而是和樱花有一场约会。他喜欢拍樱花，然后做成书签送给友人。

　　这几天，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昨天凌晨，他就准备好了“长枪短炮”，带上三脚架，早早地来到公园，此时的樱花花骨朵儿上，还有微微的露珠，对准这样的精灵，他轻轻地按下快门，然后低头拨弄着相机，露出了笑容。

　　“以前收费的时候，我都办有金卡的，随时都可以进来的，现在更方便了”，周长富说。

　　随着太阳的升起，游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在太子湾公园的现场管理办公室里，48个摄像头时刻监视着游人的安全，工作人员不停地切换着画面。只见公园里，恋人携手漫步，幸福的新娘沉浸在如雪的婚纱从中……

　　在这个不大的办公室里，不时有人走进来让管理人员帮忙播音找人、寻物。西湖风景名胜区花港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冯刚进进出出，忙得不可开交。

　　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在去年3月份以前，到这里来玩还要10元钱门票。用冯刚的话说就是，那时候的周末，公园的游人只有现在的一半多。“2002年杭州西湖南线沿湖公园免费开放，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冯刚告诉记者。

　　在别人眼里，杭州人是幸福的，因为杭州的公共福利相当不错。比如，公共卫生间是免费的，西湖是免费的，去年又多了一辆公共自行车。

　　“杭州‘还湖于民’，西湖风景区60多个景点先后取消公园门票，客流量和综合效益却大幅度攀升。”据杭州市园文局测算，环西湖各公园景区实行免费开放后，每年因此减少了2600万元以上的门票收入；而且景区敞开式、全天候开放必然要求增加安全保卫、保洁维护、日常管理等投入，每年所需开支更高达3000多万元，这一减一加增加了五六千万元费用。

　　实际上，政府并没有出钱补贴，而是通过转让西湖景区及周边商业网点的经营权来负担风景园林的维护成本和宣传费用。冯刚以太子湾为例，给我们算了一本账：太子湾公园免费开放，损失门票收入300多万元，但引来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各地50多家媒体的报道，20天内吸引了72万人次光顾这里。“要在50多家媒体上做广告，300万元我想是远远不够的”冯刚这样说。

　　也有人曾担心，是不是免费开放之后，就没有郁金香花展了呢？事实证明，游客可以打消这个念头。“30万郁金香种球一棵都不会少，我可以把进货的单子拿出来给你们看。”冯刚说。

　　【新闻纵贯线】

　　“倒U型”理论

　　“倒U型”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提出来的，他利用24个国家1940年到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资料，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衡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域间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扩大，但从长期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是趋于均衡的。威廉姆森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非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缩小又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基尼系数名词解释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它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从现实来看,世界各国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很多国家都是把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收入差距。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总的来说,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观点碰碰车】

　　基尼系数超过0.4

　　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存在风险

　　吧主：在一项“两会”热点话题的民意调查中，“收入分配”位居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的榜首。在别的城市，或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找不出几毛零钱，而被挡在厕所门口不让进去。但在杭州就没有这种尴尬，免费的公厕甚至还有五星级的。不仅西湖免费开放，沿湖的公园也都免费向游客开放，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请问二位会想到什么呢？

　　李金珊：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就应该给人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也是国家的一个最基本义务。免费公厕、公园，这都属于公共福利，杭州是做得不错的，但在国内这样的城市不多。说到收入分配问题，我们来算一笔账：一个农民工，按1年收入12000元计算，他每月的房租最便宜也要200到250元，日常生活开支最简单也要300元，这些都是刚性的，占了工资的一半。如果想添点衣物，再往家里寄点，或者是生病住院，或是子女上学，经济上他只能维持温饱，基本上也就失去了再发展和向上流动的可能。

　　杨建华：我很赞同，当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经济社会发展就不稳定了，就存在着一些不可预期的风险，这在拉美以及西班牙等国家身上已经得到了验证。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有个“倒U型”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域间人均收入水平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到达顶点，到3000美元时呈下降趋势。不过，去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人均GDP达6430美元，即使考虑汇率、美元贬值等问题，大概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的2800到3000美元左右，然而我们不久前做的测算发现，拐点仍在“倒U”的左边，收入差距仍处于上升期。

　　关键是分配机制

　　“一棵歪树，给它个支架还是歪树”

　　吧主：上个世纪，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上也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但形成对比的是，拉美等国家不仅经济增长慢，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现在我

　　们也正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杨建华：浙江流动人口约2000万，农民工占95%以上，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农民工约占84%。在现在这个当口，我们要让人民提高收入，否则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比重过高后，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李金珊：我认为关键是分配机制问题。人们一直强调收入分配，认为应该在二次分配上入手。我不否认二次分配很重要，但如果你一次分配机制本来就是非常扭曲的，那么二次分配充其量也是稍微矫正一下。如同你给一棵歪树安上一个支架，但它始终还是棵歪树。要真正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其实要从一次分配入手，要从分配机制上入手。人们以前认为一次分配是市场决定的，市场有很多时候是失灵的，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多个要素兼顾平衡，完全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

　　“犀利哥”再分析

　　分享财富蛋糕要解决好分配要素问题

　　吧主：我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使用“财富蛋糕”这个词语，这是针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而言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社会总财富这块蛋糕在眼前，如何切分，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身上衣、口中食，究竟应该如何让百姓一起分享这块蛋糕？

　　杨建华：“犀利哥”大家都知道吧？可谓是红极一时。在这个事情背后，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健全。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经验就是创业富民，藏富于民，要让老百姓能够有充分发展自己、充分创业，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这样一个机会和空间。要改变当前收入悬殊问题，我想首先就是要改变目前第一次分配的机制，建立合理地、公正地第一次分配机制，建立健全汇集全社会成员的一个公共产品和公共体系，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包括维护老百姓的话语权。

　　李金珊：问题其实很简单，关键是让利于民，如果有可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二次分配就涉及一个税收的问题，税收以及公共服务的保证；三次分配就是一个社会救济体系，这样这个社会才没有更多的后顾之忧，大家才可能对发展有更多的投入。

　　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当今时代，百姓热切盼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盼望公平化、绿色化、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

　　●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45%

　　●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