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汪宏华日前全新讲解唐诗《将进酒》，他认为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已八年的李白不是在酒中沉沦，而是超越，从“饮者”升华成了“隐者”。他的劝酒是隐语，意在奉劝世人从物质享乐的泥潭中走出来，转向精神追求，最终实现比经济繁荣更高级的文艺复兴。汪宏华还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指雄才伟略或李白自身的诗才，而是较为低级的体能与感性思维。这种赚钱的本能人人都有，所以接下来是“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对此不屑一顾，他崇尚的是文艺创作之才。原文如下：

　　提起《将进酒》，人们大都会想到李白怀才不遇，如萧士赟所云：“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果真是这样吗？我认为李白在后世遭受的冷遇和误解比唐朝严重得多。事实上，自从李白经历一番宦海浮沉，发现自己的志趣和才干不在仕途以后，便不想做一个政治人，只想做一个文化人了。“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即是明证。“圣贤”代表李白早年的政治偶像，“饮者”代表他当下的文化理想——既饮且隐。文化人关注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其声名自然比谋求现实利益的圣君贤相更高。所以，此时的李白(51岁)是忧国忧民，而非个人的怀才不遇。

　　那么，在写作《将进酒》的天宝11年(752年)，国家一派文治武功、人才济济，李白何忧之有呢？

　　恰恰是因为社会太繁荣昌盛了！李白在隐逸八年之后，冷眼观察到当时的物质财富已经过剩，国民急需要补充精神食粮，提高文化素养。他写作这首诗的目的便是呼吁朝野上下做这方面的思维转变。在李白看来，金钱不是人生的目的，是用来实现精神价值的工具。当然，饮酒也不是人生的目的。在这里，酒已经成为了文化的外在形态，成为了金钱与诗赋转换的媒介。先用钱买酒，再用酒激发人的灵感，写出好的作品，譬如诗中的“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譬如《将进酒》作品本身。假设这种诗酒唱和的现象能蔚然成风，社会必然就会从经济繁荣走向更高级更伟大的文艺复兴。

　　饮者之李白无比浪漫，隐者之李白又无比理智，他意识到文艺复兴只是一个美丽的梦，不可能实现，所以最后感叹——“与尔同消万古愁”。此愁同时也昭示唐朝将不进则退，陷入万古不变的兴衰轮回。

　　尽管李白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却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预言家。话音刚落，天宝14年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大唐盛极而衰。究其原因，正是国家过于偏重物质积累，过于偏重感官享受。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即来自于文化教养。

　　遗憾的是，我们后人全然没有发现李白的成长与觉醒，不知道他已从政治转向了文化，从诗歌转向了哲学，以至于只给他留了一个“诗仙”的饮者之名。另一个隐者李白则比圣贤更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