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农在“V”形斜坡两侧观察一块石头是不是石器

　　浙江在线04月12日讯他发现的路桥中央山公园遗址，经省市专家考察，推断有5500多年的历史，属于考古学上的河姆渡晚期；他发现的另外两处土里散落大量古陶片的地方，虽未经证实，但专家确认，他从该地捡拾的陶片应与中央山公园遗址同期；如果把这几处连接起来考查，他很可能发现了首个浙东南具有鲜明的河姆渡晚期文化特征的古村落群。

　　他叫胡为农，来自湖北，初中文化。10年前来到路桥，跟老婆开了一家烧酒行。他20多岁时爱上考古。烧酒行稳定后，他就让老婆打理，自己骑着单车，奔走三区各地，进行他的“野外探险和考古”爱好活动。老婆骂他不务正业，他则乐此不疲，很有撇开家中事，乐在考古中的决绝。

　　当我们走进他近乎痴狂的考古世界，会发现，他因为过于“宠爱”他的考古发现，时常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发现与保护，爱与痛，是那么强烈地打击着他的心胸。

　　他是这样发现5500年前的中央山公园遗址的

　　阴雨绵绵，我们数次约定都因下雨而更期。

　　4月7日，终于等来了一个多云天气。午后，找到胡为农，跟他一起去“考古”。

　　他的行当很简单——一把手柄0.5米来长的小锄头。换上运动鞋，把锄头往肩上一搁，便可出门。

　　他带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中央山公园东边山麓。公园靠公路边的一部分已经建得差不多：花木亭阁，小桥流水。靠近山边的近200平方米的空地上，还堆满着因施工挖出的泥土，泥土很松软，只有一条挖土机压出的泥路可进出。

　　“你不要小看这些泥巴，所有的证据可都在这些泥里面。”胡为农说。

　　在寻常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泥块，经他手中的小锄头随便敲几下，就能掏出一片陶片来。“这是印纹软陶标本，这是夹炭黑陶标本，这是夹沙红陶标本。”没几分钟，他便掏出了四五片不同的陶片，并熟悉地叫出它们的名字。

　　“这些标本我家里都有。”胡为农说完，又把它们放回土里。“多留些样本在土里不要动，专家来考察就容易看得到现场。”

　　中央山公园动工是在去年，当时，胡为农刚好回湖北老家了。年后回来，听说那里修建公园，他迫不及待地跑去看，捡回不少石器标本和陶片标本。“凭我多年来的业余考古经验判断，这里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做出这个判断，胡为农自然很兴奋。

　　冷静下来后，他又很担忧：因为该遗址地正在施工，如果不及时保护，遗址将会遭到更大破坏。他清楚地意识到：“可我的话没有分量。只有权威认可，才能引起重视，保护好这个遗址。”

　　这时，他想到了一向被自己尊为考古路上导师的路桥区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友池。陈友池从事考古工作数十年，去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在当地文博界很有声望。他看到胡为农带来的现场石器和陶片后，肯定地告诉他，这些样品的确是新石器时代的物品。

　　3月17日下午，胡为农陪着陈友池来到现场。经过对现场的仔细考察后，陈友池初步断定，这的确是一个距今3500年至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当地专家的认同，可把胡为农高兴坏了。因此，即使当时手机掉进水里坏掉了，回到家里，一身是泥，他都毫不在意。他兴冲冲地端来脸盆，小心清洗着捡拾来的陶片，一边又拿来相机拍摄，一件一件地做好记录。

　　在一旁忙碌着生意的老婆可不理解他“漫理残片喜欲狂”的心情，见他一身脏兮兮，捧着破瓦石头当宝贝，气不打一处来。

　　胡为农没注意到老婆的变化，相机电池用完了，他跑去楼上换电池。

　　等他下来的时候，陶片都不见了。他急着问老婆：“我的陶片哪里去了？”

　　老婆说：“刚刚陈馆长打来电话，叫你别把下午捡拾来的东西扔了。我都把它们放到门外去了。”

　　胡为农跑到门外一看，陶片散落一地。本来就是残片，经这么一扔，更“残”了。

　　他理解老婆的辛苦，因此也不生气，重新捡起陶片，用胶水粘上。“幸好照片里面保存起来了。”他笑呵呵地说。

　　当天晚上，他因过度兴奋而无法入睡。凌晨二时，他爬起来，给台州市文物部门写材料。写好材料，已经是早上了。匆匆吃过早饭，马上把材料送过去。“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政府部门尽快保护遗址。”

　　不久后，路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信息被汇报到省考古研究所。4月6日，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来中央山公园遗址现场考察。王海明推断，该遗址距今5500多年。他分析，现场发掘出的石器、陶片，非常符合河姆渡文化晚期的特征，可以作为河姆渡文化南迁的佐证。

　　更早的时候，在市区另一处，胡为农发现了和中央山公园遗址同时期的陶片

　　一个初中文化的异乡人，发现了5500年前的古村落遗址，是偶然的吗？他说：“我发现的不仅仅只有这一处。”

　　早在去年中央山公园动工前，胡为农就推测，这里很可能存在三四千年前的古代文明。“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是个渔猎的好地方。”(台州日报《我是个野外考古迷》2009年12月4日，对此有报道)但是作为一个考古迷，他知道，自己没有挖掘的权利，他只能从一些施工现场，或地面散落的残片，发现一些线索。

　　胡为农说的另一处“遗址”，就是因为当地修筑水路而发现的。去年10月，他听说市区某处水路施工。那地方，正好是他认为可能存在古代文明的地方。更要命的是，他隐约听到，无孔不入的文物贩子早已听到消息，已经去踩点了。

　　“事不宜迟。”胡为农操起小锄头，骑着自行车奔向目的地。

　　那里是南北走向的山脉，一条斜坡呈“V”形，自西向东延伸到平原，在“V”形斜坡两边都有水道，水源充足。在“V”形斜坡右边，是一条2.5米深的水渠，水渠里挖出的泥土就铺散在路边。

　　胡为农抡起小锄头，在泥土里敲打几下，就露出了一片古陶片。他说，有一部分已经被人捡走了，原先露在地面的还要多。

　　与之相距200来米的“V”形斜坡左边，是一个人工筑起的泥坑，前面河道里挖出的泥土都填在这里面。在胡为农的指引下，泥土表面的陶片和瓷片零星可见。

　　当他第一次在“V”形斜坡两侧发现陶片的时候，他坐在泥块上，抑制不住兴奋，急匆匆地给好朋友打电话，分享喜悦：“我发现远古陶片了。”

　　“这么大的陶片散落面积，不可能是古墓遗址。”胡为农分析，“这里是先民生活过的土地，而且，后人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4月6日，他把从“V”形斜坡两侧捡拾来的陶片和中央山公园的标本一起拿给王海明鉴定。王海明给出的结论是：两处遗址的陶片标本，基本可以判断是同一时期的风格。

　　“两地的土层性质都属于泥沙土，出土的陶片也类似，我自己之前估计距今三四千年。”胡为农说，“专家的鉴定，让我心里更有底。”

　　陈友池推断，从峰江梅屿到中央山公园一带，新石器时期的村落群已经形成

　　中央山遗址、“V”形斜坡两侧，以及之前发现的峰江梅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把几处连结起来，一个我市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古村落群图画慢慢勾勒出来。

　　“这几处发现绝非偶然现象，它们至少能推出，从峰江梅屿到中央山公园一带，新石器时期的村落群已经形成。我们的祖先早在5000年前就生活在这里，并生生不息，延续至今。”陈友池说。

　　“史前文化遗址一直是椒黄路三区考古界的一个盲区，河姆渡晚期文化遗址的发现，正好填补了这个不足。”市文物处处长任志强说。

　　对于自己的发现，胡为农没有一点居功自傲的意思。“我的乐趣是在发现。我最大的愿望是每处遗址能得到有效保护。像这样的文明，只要你走进它，你就会敬畏它，保护它。”他的家里除了作为标本的有限的文物残片，没一样完整的文物。“这次发现的标本，如果专家确认有价值，我会赠献给国家。”

　　发现，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保护，却非他个人能力所能做到。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外地人，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名堂。因此，当他捧着文物残片向有关人员说起“发现”的时候，得到的回应也常常是“神经病”、“想成名吧”、“想发财想疯了”。

　　对于这些误解，胡为农并不太在意。“我发现遗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他说，“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那么发现还不如埋藏在地底下好。”

　　胡为农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考古的人是非常孤独的”，所以当有人相信他，或者鼓励几句，他都感激万分。他说，他不会忘记陈友池主任多年来对他的指导和帮助，市文物处处长任志强的重视和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的认可，都极大地鼓舞着他。 （台州日报 记者 包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