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浙江人正在进行一场全新的“圈地”运动。

　　记者从浙江省商务厅、农业厅等部门获悉，截至今年6月，已有50万浙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产业，承包土地面积300余万亩；跨省承包5000万亩土地务农开发，面积已超本省耕地，相当于再造一个浙江农业。

　　“进口农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和空气。”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骅向记者指出，浙商在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通过“资本输出”，用“全球化”来突破生产资料配置的时空格局。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把这场“圈地”上升到了国家高度。他表示，从浙商遍天下到浙农遍天下，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其中，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间投资力量不容忽视。

　　王忠明认为，由于民营企业体制相对比较灵活，决策快捷，在跨国并购方面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优势就是可以试错，通过试错之后寻找到的路径往往是最珍贵的，而国有企业包括央企，本质上应该说不允许你拿纳税人的钱去试错。此外，我们也不要低估民营企业的智商、才能和冒险精神。”

　　据王忠明透露，尽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但浙江民营企业去年的境外投资却首次跃上9亿美元平台，超过“十五”期间历年境外投资总和，同比增长40%，逆势抄底大胆而成功，其中很多有的只用一年时间就实现了被并购企业的扭亏。“这既是民营企业自身发展需求所使然，更是民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带来的必然趋势。”

　　在浙江民企“走出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浙江农民也开始在海外租田种地。有统计显示，目前浙江农民外出开发农业的足迹已遍布乌拉圭、俄罗斯、巴西、美国、日本、韩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悉，仅在阿塞拜疆就至少有四五个浙江人承包种植的农场，而温州地区目前在境外做“农场主”的人数可能超过800人，保守估计，以平均每个农庄雇佣15人进行日常管理，温州籍的境外菜农已达1.2万人。王忠明表示，如果没有这种“在境外再造一个中国的战略，中国人均资源紧张的压力将较难缓解”。

　　“再造一个中国”

　　20万亩土地，这是朱张金在巴西南大河洲拥有的农场。

　　“我已经投进3000多万美元，养了3700多头牛，还有大片的良田。”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支部书记朱张金对记者说，从2007年至今，他的巴西农场里播小麦还是种大豆，是多养牛还是多种稻，都需要他亲自决策。

　　老朱说，巴西是个资源大国，领土面积8.547亿公顷，其中可耕农地1.525亿公顷，是中国的三倍。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阳光、优质的水源，搞农业的先天条件比中国一些地方好得多。

　　巴西农业人口少，1.86亿总人口中仅有11%从事农业，已开垦的只有6200万公顷。当地农产品价格不菲，许多农产品依赖进口，政府鼓励外资从事土地开发。

　　乘飞机到巴西要40个小时，而到东北只要3个小时。朱张金说，到巴西种大豆成本比东北便宜，东北1公顷土地的大豆产量只有巴西的2/3；巴西气候条件也比东北好，东北适合大豆播种的时间每年只有7~10天，巴西是70天，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划算。

　　在运费方面，巴西大豆到中国要50美元/吨，与东北大豆南下浙江的费用基本持平。

　　而且，我国对国内企业出国建立海外大豆及粮食基地有优惠政策，东北则没有多少农地适合连片承包经营了。

　　朱张金表示，他在巴西生产粮食主要是运往国内，中国缺什么他就种什么。而牛肉及皮革则进入国际市场。

　　“我认为巴西农场项目投资时机成熟，可成为村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之一。”2009年2月，他在华丰村设立粮油种植合作社，全村1008户共有728户出资554万元入股，由合作社参与巴西农庄的运营。如今，村民们已能拿回本金，并开始按年度分红。

　　到巴西种大豆是华丰村的上上选择。这个村只有3000亩左右的耕地，人均年收入1.2万元，计划今年底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朱张金说，在巴西买一亩永久所有权的土地只要花费人民币1000元左右，国际四大粮商都在巴西买地，要与四大粮商比拼，首先就得在买地上竞争。中国也有企业想买，但实际行动的只有华丰村。

　　现在，朱张金又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合作，计划三年内在巴西土地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争取五年以后达到150万亩。

　　朱张金的远期计划还包括，转移100户村民去巴西，输出技术、理念和管理模式；在国内投资加工企业，建起一条农产品产业链。

　　老朱的巴西农场

　　无孔不入的温州人，当然也没缺席农产品盛宴。

　　早在1991年，温州人叶康松就注册“美国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初期主营淡水养殖和香菇培育。在销售温州打火机等产品获利后，叶氏代理西洋参在华业务迅速做大。最近，他和中农垦集团合作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开发农场，计划引种江南水生农作物茭白。

　　2006年，青田人王加建到阿塞拜疆旅游用餐时发现，在这里点一盘蔬菜沙拉最便宜的也要8欧元，即使向服务生要一个西红柿也要加收折合人民币约5元的费用。于是，他在该国Blada城找到一块50余亩的土地，投资300万元种菜。

　　王加建说，仅在Blada城就有四五个浙江人经营的菜场，浙籍菜农约有100人。而保守估计，整个温州地区境外做“农场主”的超过800人。以平均每个农庄雇佣15人进行日常管理计算，温州籍的境外菜农将达1.2万人。

　　与此同时，更多的温州资本则看中了森林、草场等资源。

　　2004年，温州人卢伟光投资一亿元购买150万亩拥有永久砍伐权的巴西森林——实际上，包括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所有动植物都已被他买下。按照巴西的法律，这位地板商每砍伐一棵树，都必须栽种一棵新的树苗。

　　2005年，卢伟光又斥资8000万元，购买俄罗斯海参崴60亩林地。他说，1998年之后，国内严禁对自然林进行砍伐，而在地板出口享受退税政策、木材进口关税为零的背景下，谁掌控了森林资源，谁就在整个木地板产业链中掌握了先机。

　　2007年，温州德嘉木业有限公司取得刚果(布)63.6万公顷的林地开发权，木材蕴藏量2000多万立方米。目前，温州广寿、浙江新洲等十多家民企也在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投资森林采伐、渔业捕捞加工项目。

　　“在澳大利亚，几百元人民币就能买一亩地，获得的是所有权、永久使用权，非常值得来投资。”瑞安市农业龙头企业协会顾问吴植松说，澳大利亚农业很先进，而当地不少农场主厌倦了农村生活，有卖出农场的意向，有一定设施的农地也仅标价不到1000元/亩。

　　最近，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盛志荣带队，农业、外经贸、侨联等部门组团赴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许多民企都有浓厚的投资意向。

　　全球的浙农们

　　海外“浙农”要建数据库

　　浙商海外“圈地”风潮来势汹汹。

　　去年，华立集团在柬埔寨购买近百公顷土地种植木薯，将全部提供给中石油燃料乙醇项目，预计年销售规模70亿元以上。为此，该集团计划再买进20万公顷，控制40万公顷。

　　绍兴农民邢执中则前往马来西亚沙巴州，获得11.6万亩荒弃农田99年的使用权。如今，其水稻年产量六万余吨，总收入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记者从浙江省商务厅获悉，1-8月，仅杭州市的农业类对外总投资就达4333.79亿美元，中方协议出资3461.29亿美元。截至目前，经核准出境的浙籍农业企业(组织)有90余家，对外投资本金1.76亿美元。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朱志泉表示，现在美国、日本、韩国、乌拉圭等地都有浙江农产品基地，仅浙江瓜农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就超过万亩，而在海外种田的浙商已达50万人。

　　来自浙江农业厅的一份报告说，浙江人均耕地只有0.53亩，人均粮地只有0.34亩，“外拓农业”既缓解了浙江土地资源紧缺的难题，也有利于破除技术贸易壁垒，提升民企和浙商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博士袁涌波认为，浙江企业“走出去”实现资本的境外扩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时，流出的资本量会出现“井喷”式上升。而在人均2600~5600美元之间，将会出现资本净流出的现象，即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整体上，浙江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按照当年平均汇率计算，浙江在2008年的人均GDP达到了6000美元左右，目前已经进入了大规模资本流出的时期。

　　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蔡骅则提醒，海外投资农业具有政治、政策、价格、汇率等不确定因素。例如，澳大利亚2008年放宽了对居住用房地产的外资限制，使来自海外的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加。

　　与政治风险关联的就是政策风险，土地转让、承包、农场经营等条件、税费的改变，都可能给前往海外投资农业的人带来影响。

　　浙江省农业厅外经办副主任熊建章告诉记者，目前政府部门正对海外浙农建立信息库，“国外有哪些税收政策，投资有什么优惠政策，我们将及时为他们提供信息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