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怎么破案的？罪犯是不是该给受害者的孩子一些赔偿？

　　陆钧：我们很快锁定嫌疑人是在附近干活的三个油漆工，这三个人也很快落网。具体的破案手段不方便讲，3个犯罪嫌疑人有一个30多岁，另两个才20岁左右，一个判的死刑、一个死缓，一个判无期徒刑。但杀死她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家里也很穷，都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干一天活也就30块钱，根本没有民事赔偿能力。

　　我们当时还获悉，3个孩子中，大女儿当时正在上大学，二女儿、小女儿在上初中，母亲不在了，她们肯定要辍学。　“存折上的余额总是‘还有’，从来不会到零。”

　　京华时报：你们谁先决定帮助那3个孩子的？

　　陆钧：已经记不得当时哪个同事先说了一句“我们能不能帮帮这3个孩子？”听到这句话后，大家都点头。有位同事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作为职业，被害人从事这个不太光彩；作为母亲，她是伟大的，她是迫于生存压力，才不得不那么做的。

　　京华时报：资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陆钧：她大女儿到派出所来料理后事时，我们发现她没吃没喝，就给她买了盒饭，后来听她说，奔丧的车票钱都是找同学借的，民警就自发地为她解决了住宿、吃饭的费用，大概给她凑了几千块钱。案子破了后，我们了解到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便自发地为她们捐款，大概有2万块钱。后续的事情都是吴仁贤在具体负责，他做得很好。

　　京华时报：都有谁为孩子们捐了款？

　　吴仁贤：刚开始是我身边的同事，比如时任刑侦大队教导员的陆钧，长河派出所所长沈剑平，预审中队长孔国芳，内勤杨慧琴等人，之后还有我的朋友、邻居等，他们听说这个事情后，都很感慨，都愿意出一份力。人数记不清了，有捐多的，有捐少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4年来，大伙儿累计给三姐妹捐款近8万元。

　　京华时报：这些钱怎么给孩子们？

　　吴仁贤：考虑到三个女孩儿都没什么社会经验，如果一次性给钱太多，她们可能会觉得钱来得容易，既管不好钱，也不利于她们的成长。大伙儿在农行高新支行开了一个账户，像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一样地运作起来，善款统一打入这个账户，然后逐月汇到三姐妹的手里。

　　每个学期开学，我们会把孩子们的学费都汇过去。平时定期给大女儿汇生活费，然后由大女儿负责三姐妹的生活费分配。最多的一个月是1000多元，按当地的消费水平，够孩子们生活需要了。

　　京华时报：听说帮你们汇款的银行职工后来也自发捐了款？

　　吴仁贤：刚开始我不知道银行捐款了。后来才知道，银行的工作人员听说了我们的资助计划后，全体员工悄悄地给三姐妹捐了2万多元。这个网点，从上到下总共也就10来号人。此外，也有朋友问我要账号的，所以经常有“来路不明”的捐款，存折上的余额总是“还有”，从来不会到零。

　　“我们告诉大女儿，她妈妈很伟大，可以说忍辱负重吧。”

　　京华时报：三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吴仁贤：大女儿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二女儿和小女儿还在上大学，二女儿目前身体不太好。

　　京华时报：和孩子们见过面吗？

　　吴仁贤：见过两次大女儿，一次是她来杭州实习时，另外一次是不久前她来杭州出差。她看上去和一般的年轻人没什么差别，很阳光，很向上。她就叫我“吴叔叔”，第一次来的时候，还和我女儿见了面，两个孩子聊得很投机。最近一次见面，是她到杭州出差给我打电话，我带着老婆和刑侦大队的同事们，一起请她吃了饭，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交流。不过说到妹妹时，大女儿就皱起了眉头，她们中的老二有先天性心脏病。

　　京华时报：你也很担心二女儿的病情？

　　吴仁贤：对。有一次我给大女儿打电话，听她声音感觉很不开心，问她到底怎么了，一开始她不说，再三追问下才说二妹心脏病发作，在学校当地医院救治，情况很危急。她说怕我们担心所以没说，想自己一个人处理。大女儿很懂事，这些年来承受了这么多事情，她比同龄人要成熟。

　　京华时报：和孩子交流时，会提到她母亲的工作吗？

　　陆钧：案情通报的时候，大女儿知道了妈妈的工作，因为这是避不开的环节。不过在和孩子的交流中，我们从不刻意提。我们告诉大女儿，她的妈妈很伟大，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吧。孩子也说不怪妈妈，有时候她们会自责，说拖累了妈妈。

　　京华时报：媒体报道之后，有人愿意帮助她们么？

　　吴仁贤：有人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但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希望的是舆论不要伤害到孩子。她们渐渐长大了，明白了很多事情。最初媒体联系我时，我还帮着拨电话给大女儿，让他们聊一聊。但现在我特别后悔，因为有媒体老去追问孩子，“你知道你妈妈当年做什么工作吗？”

　　另外，我们还很反感有的媒体报道时，一味地强调“卖淫女”、“站街女”这样的字眼，公安部已经建议称“失足妇女”了，为了吸引眼球强调那些，我担心会伤害到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