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1月14日讯
据青年时报报道 这是杭州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张桦(化名)就职自来水公司，丈夫是生物制药公司职员。两口子每月工资收入7500元，仍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看起来合满，但其实很脆弱。万一夫妻俩中有人生病，这个家就岌岌可危了。
“十一五”以来，杭州的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像张桦这样杭州市民中的典型中等收入者，似乎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好处呢？
“开着宝马领低保、住保障房，在‘十二五’期间，相信政府能够制定出合适的政策，结束这种怪现象。”昨天下午，在省人民大会堂杭州厅，《浙江蓝皮书·社会卷》的新闻发布会上，执行主编、省调研中心的杨建华教授说。
专家说，张桦一家的境况，跟社会分配有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杭州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普通民众拿得太少；而杨建华教授所说的现象，也跟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保障性福利，是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今天的杭州快跑·收入篇，就试图解答关于收入和分配的种种问题。
而昨天刚刚发布的《浙江蓝皮书·社会卷》，有几篇文章，恰好对杭州乃至浙江的收入分配问题，作出了回应。
>>案例
一个家庭月入7500元
为什么还是紧巴巴的
“我们只是买点普通的东西吃吃用用，大钱不敢花的。”47岁的张桦(化名)笑笑，脸色随即又凝重了起来。
这是杭州湖墅新村一户很普通的三口之家。60平米的房子整洁、简约，没有过多的装饰。女主人张桦在杭州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丈夫则是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每个月全家的工资加起来7500元。这样的收入，在杭州生活本该很充裕，然而最近，女主人却为钱犯起了愁。
事情要从5年前说起。
5年前，张桦和丈夫双双从即将倒闭的工厂调动到现在的单位工作。刚调动那会儿，工资从过去的一两千元一下子涨到三千多元，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然而，挣得多，“扣”得也变多了。3572元的月薪，扣除“五险一金”后，能揣到荷包里的只有2300元。刚调到自来水公司的时候，领导给大家涨过一次工资。之后的5年，“涨工资”就像天上的风筝——看得到，却一直够不着。除了每年一万块年终奖之外，平时也没什么额外的奖金收入。
虽然自己的工资没涨过，但丈夫工资的提高多少能给张桦带来点安慰。5年前刚刚来到九源基因的时候，丈夫月收入只有2300元。5年后，扣除所得税和“五险一金”，丈夫的工资卡上每月已经能打进3000元了。
张桦算了算，全家每个月实际进账5300元，三个人花，按说应该还够。可她身体不好，每个月500块医药费也是个不轻的负担。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事让她放不下心。
在张桦的印象中，5年前青菜只要5毛钱一斤。但现如今，最便宜的都要1块钱以上。菠菜最贵的时候要八九块钱一斤，“吃不起的”。为了省钱，她让儿子和丈夫都在较便宜的新丰小吃吃早餐，“一屉小笼包、一碗馄饨，十块钱就吃饱了”。餐桌上摆的大多也是没荤腥的素菜。
为了补贴家用，她以全家的名义买了投资性商业保险，每年支出有27000元。虽然自己精打细算，但她依然感觉压力很大。
带给她压力的，是孩子。
3年前，儿子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张桦托关系，咬咬牙一次性交了4万5千元赞助费给儿子找了个更好的高中。儿子从初中就开始补习，5年下来光家教费就花了两万五。“这个数字在杭州还只是一般价。”她回忆。
今年夏天，儿子就要考大学。之后四年的开支，她不能不想。更要命的是将来儿子结婚时肯定要买房。然而，根据《2010年上半年浙江省房地产业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依照2010年上半年杭州房价计算，一户三口工薪家庭，不吃不喝需要21年才能买得起一套90平方米的住宅。想在“人间天堂”给儿子安排个小窝，真比登天还难。
“我们这样的情况不上不下，申请经济适用房条件不够，正常的房子又买不起。实在不行，将来只能把房子让给儿子住，我们两口子出去租房。”张桦语气中透着辛酸。
>>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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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采访
“张桦家的情况确实不算差的。”杭州市统计局调查员袁妹林说。
袁妹林多年从事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情况调查工作，张桦一家就是她的调查样本户。
1月12日，杭州市委扩大会议公布了2010年杭州户籍人口收入数字。据估计，2010年，杭州市户籍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035元。张桦一家的收入正处中游。
事实上，在袁妹林负责的样本户中，收入还可以，但觉得钱“不够花”的还大有人在。
为什么？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公。
大量的财富被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牢牢把握住。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的670元提高到了2010年的1100元，增幅为64.2%；而2005年到2009年的人均GDP增幅却达到了100.3%，两者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资源，但目前只上缴40%的利润。这很容易加大收入差距，非常不利于再分配。”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强调。
其次是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
多年来，企业也一直没有建立起工资增长机制。“现在很多企业加不加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坦言。
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造成老百姓收入变相减少的原因之一。
目前，国内向企业收取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不仅逃税空间大，而且只要商家提高物价，很容易就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收入的漏洞拉大了不公平，让消费者收入变相减少了。所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大。”叶航感叹。
除此之外，对杭州来说，高房价也是最核心的症结之一。
“有钱的人投资房产，没钱的人房都买不起。贫富差距就拉大了。”叶航说。
B
蓝皮书的解读
关于全民收入分配
2000年以后，全省GDP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2%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0.7%-0.8%，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关于工资
工资收入增长不快是居民收入增长无法提速的主因，抑制了居民的消费热情。
2010年前三季度占家庭总收入六成以上的工资性收入实际增长5.9%，直接影响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关于物价
物价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生活影响较大。
低收入家庭的绝大部分收入都用来应对家庭开支。而不断走高的物价水平，特别是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使低收入家庭食品开支增加，前三季度10%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6%，而省平均恩格尔系数在34%，其中因食品价格上涨，低收入家庭人均多支出171元。
关于房价
2010年前三季度全省城镇10%高收入家庭人均购建房支出高达13931元，同比增长1.1倍，5%更高收入家庭人均购建房支出25030元，增长1.6倍，而低收入家庭几乎没有购建房支出。可见房产新政没有有效抑制高收入家庭的房地产投资行为，高收入家庭从房地产中受益，使得他们的财产高速增长。相反，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又在高房价下被无度消耗，不得已陷入财富增长焦虑。
针对这一差异的增大，杨建华用了一句话来描述：警惕“住宅阶级”的形成。通俗一点表示，“住宅阶级”就是“富人区”和“贫民窟”之间的群体差异。
住房差异大的另一个怪现象，便是原先针对中低收入者而建的保障性住房，却有6.5%的高收入者在居住。而居住保障性住房的低收入者也仅仅8.9%，加上11.5%居住保障性住房的中低收入者，仅仅20.4%。
>>对策
A
记者的采访
政府少拿点，人民多拿点
高收入群体增慢点，低收入群体增快点
“高收入群体增慢点，低收入群体增快点，这是未来五年收入政策的方向。”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说，“十二五”期间，“公平”将成为收入政策的关键词，“城乡之间是如此，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之间是如此，政府、企业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更是如此。”
去年年末，原杭州市委副书记沈者寿曾向杭州市委建议，在“十二五”期间，一定要解决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政府少拿点，人民多拿点”。昨天召开的杭州市政府扩大会议上，记者了解到，去年杭州市财政总收入比上年增长22.2%，增幅是GDP的一倍多。
对此，吴九奇表示，杭州通过税收改革等方式，在今后的财政收入增幅上，肯定会比以前低很多。“过去几年，杭州的GDP每六年翻一番，财政收入每三年就翻一番，这种情况今后肯定不会再出现了。”
近日，重庆市“十二五”报告中，将“降低基尼系数(表述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考核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目标。浙江大学经济系主任叶航认为，这个方向非常正确。
“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成绩的唯一标准，官员就会把眼睛盯在这上面。如果把基尼系数也加进去，他心里的秤就会换一杆。”叶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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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的解读
调节税收调节GDP分配格局
监督并控制政府分配GDP权力
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观点，对GDP的分配中，各级政府是用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等权力进行分配，企业是用资本要素的红利和折旧等进行分配，而居民基本上是用让渡劳动而获取的所得进行分配，据此，浙江可以尝试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推进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建设。在当前的劳动关系制度下，基于劳动关系兼具财产和人身的两重属性，普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在工资待遇上缺乏话语权。这是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问题。因此，只有尽快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健全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并让其充分发挥作用，使公认真正具有工资调整的话语权，收入分配改革才能突破知易行难的“改革疲劳期”，从而提高劳动要素对GDP的分配力。
第二，通过税收制度的完善，稳定和调整资本要素分配GDP的结构。从资本要素分配来看，要调整其结构，即对创业投资，特别是投资增加就业的，应当降低税负，清理收费，禁止乱罚款；而对房产投资、采矿、污染等，应当开征房产税、资源税和污染税等。
第三，积极发挥人大的财政监督作用，控制住政府权力分配GDP比例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