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的杨志敏，新昌本地人。上周末，他格外兴奋。在当地龙头企业三花制冷苦干12年，梦寐以求的大专毕业证终于到手。

　　3年前，三花厂服套在杨志敏身上的含义就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他是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又是三花企业员工。

　　白天嗅着机油香，晚上闻着油墨香。杨志敏与全省其他79名幸运的“大龄”工人学员一样，受惠于浙江省试水开展的职业教育“二元制”。

　　“二元制”来源于德国，是在100多年来传统学徒培训制上发展而来的。“一元”指职业学校，另“一元”指企业。与目前校企合作普遍模式——企业命名、学校开班定向培养不同，浙江此次试水将学校搬到了车间。

　　首吃螃蟹的学校是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首尝甜头的是新昌三花制冷和杭州大和热磁电子。

　　免费读大专企业来买单

　　中专学历的杨志敏虽说已是三花制冷计量处处长，管理20多个人，但他一直有个心结，那就是大专文凭。努力数次，最终与身边不少人一样无果。“尤其是英语，自学不得要领，考得都没信心了。”

　　除了文凭，一张技师资格证也让他向往良久。不说别的，光有此证每月起码能多拿1000多元。但是，脱产学习、自己找专家学，都没啥可行性。

　　2007年，一个机会摆在杨志敏面前。考大专，免费读！企业来买单。学校就办在车间里，就近上课。老师身份也“二元”，有职校的，也有工厂师傅。上学的时间则很弹性。每年7月是三花的淡季，就算老师放暑假，也会加班给员工上课。

　　杨志敏说，最近他准备考技师证。通过3年的计量个性化突击训练，他对拿证很有信心。这位不惑之年的新昌人正将完成从“蓝领”到“白领”的蜕变。另一个城市，杭州大和此时在悄悄培养一批“特制”的技术骨干——他们的课程中还有与学校老师共同编制的、企业独有的日语课程和磁流体课程等。如今，大和40多名学员有30名考到了技师资格证，4位学员技术革新获得国家专利。

　　“本土化”是把感情牌

　　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一些老师眼里，院长管平可能算是个爱“折腾”的人了。学府高高的架子他没有，还老给自己出难题。

　　管平说，“二元制”应该算是“升级版”的校企合作，也是“送教上门”的新解。有人概括，这是“学生不跑老师跑”。事实上，远不止此。

　　为一个企业专门编写教材，在企业需要的时间安排教学等等，都可谓是为企业量身定做。

　　老师与师傅合一、学生与徒弟合一、作品与产品合一、育人与创收合一……均可以在“二元制”这个概念的等号另一侧被演绎。

　　管平认为，“二元制”还有一个益处在于，提升了员工忠诚度。目前很多企业对技工的心态是，怕人少，更怕人跑。有企业老总向他倒苦水，说外来和尚并不好念经。辛苦培养，转身跳槽的事情并不少见。

　　而“二元制”的受惠者、那些从企业一线打拼起来的员工就不一样。跟随老板多年，多少对企业有了感情。这把感情牌至少也是稳定的主心骨。

　　虽然每个企业家都藏有一颗教育家的梦想，却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资格颁发学历证书，更不是每个企业都像吉利公司这么财大气粗，开办吉利大学的。

　　于是，与职校捆绑办学成了企业培养人才捷径。除了刚刚毕业的这批学员，目前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还与省内的11个企业建立了这种合作模式，包括永康、湖州、长兴等地。此外，位于滨江的正泰、中控等企业也向该校抛出了橄榄枝。

　　随之而来，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职校也正在积极培养自己的首届“二元制”学员。

　　在中国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主任刘康看来，浙江试水“二元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加快了“流水线”上技工的出炉速度。举个例子，以往从一个初级技工到拥有技师资格，不但要找个好师傅，有自学能力，还要加上天时地利，熬个十余年修成正果。

　　“二元制”的出现起码将这个周期缩短3-5年。这意味着，市场紧缺的高技能人才从个体培养走向了批量培养。

　　2009年一个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技师占企业技能人员的比例为15%，而我国只有4.3%，仅400多万人，各种技术工人缺口近千万人。

　　去年6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900万人。其中，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等经济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500多万人。

　　这些数据，使浙江的“二元制”职教尝试有望在全国推广。

　　链接

　　德国“二元制”

　　在德国，除了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的人以外，其他人都要接受3至6年不同程度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后才能参加工作。

　　高质量的二元制教育将德国65%以上的年轻人培养成熟练工人，不仅使他们获得技术技能，而且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职业纪律，成为德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