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看俞佳友：顾不得家的“工作狂”
评价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坐标系。可无论采访俞佳友的同事还是家人，无论受访者是年长者还是青年人，听到的关键词只有两个——记者、农村。
正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高海浩所说，俞佳友始终保有一种“为民情怀”，沉在基层，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策划能力，为底层百姓、困难群众鼓与呼，对他来说，记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选择，而是人之使命驱然。
同事看俞佳友：“犯傻”的真正记者
在浙报集团，34岁时才考进来的俞佳友，算是“大龄新兵”。但他很快以一股“拗劲”令同事们刮目相看。
2007年钱江潮发生卷人事件，所有记者全部撤离后，俞佳友在打捞现场仍然蹲守两天两夜，最终做出了6个版的独家报道；2008年初，杭州遭遇严重冰雪灾害，他从家中踏雪徒步6小时走到报社，一路走，一路帮人推车，一路采访，写的稿子最为生动……
“俞佳友默默地证明了一个道理，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在通讯方式如此发达的时代，不少从业者变成了‘网上记者’、‘电话记者’。或许在那些人看来，俞佳友坚持用‘跑’的方式进行采访，是犯傻劲，但正是这种傻劲让他的报道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故事，与众不同。”同事张静说。
“佳友是有悲悯情怀的人，他当过兵，是个真男人，但内心很柔软，见不得别人吃苦。”同事丁原波说，1998年江西抗洪，俞佳友曾在洪水中坚守了20天，而在四川地震灾区，主动请缨的他不仅发回大量报道，而且把身上带着的4200元钱，全部掏给了受灾群众，“如果不是报社事先买好了机票，都不知道他怎么回杭州”。
报社同事在网上建了一个“QQ群”，用于业务探讨和日常交流。俞佳友去青田县万阜乡任农村工作指导员后，基本就在群里“失踪”了，偶尔上线，没说几句话就“闪人”。
后来大家相约去大山里看俞佳友。从杭州直奔乡里花了7个多小时，再加上盘山公路一路绕行，许多人晕了车，开始对俞佳友自驾车的“不易”有了一丝体会。有人统计了俞佳友在山里的“消耗品”：进村调研，走破13双鞋；私车公用，跑坏十多个轮胎……
“佳友总在说，感谢报社对他的支持，我却想说，报社应该感谢他，他用自己的行为为我们这个群体注入了一种精神。”张静说，很多时候，我们高喊着“新闻理想”，认为只有亲历汶川地震、亲历日本大地震，才能实现记者的价值，却不屑于从身边的事踏踏实实地干起。俞佳友不声不响地做着每件事，称不上惊天动地，却在真正实践着记者的使命。
工作与家庭，这是记者这个职业常常需要作出的取舍。在妻子吴飞梅看来，俞佳友“满脑子都是新闻”。“他一到家就打开电脑，不在电脑前就在电视前，要么看着新闻频道，手里还拿着报纸。”吴飞梅说，想给他添置点体面的“行头”，却总被拒绝，“衣服穿得干净就好，做记者就是要普通一点。”结婚多年，俞佳友的朴素、正直与责任感，一直令妻子感到很踏实。只有说到做家务，她有些小小的抱怨，“不主动。不过和他一提，他就立刻做好了。”
夫妻俩都出身农家，经济并不宽裕，家里贷款买车，为的还是俞佳友采访。“在杭州时他跑社会新闻、突发事件比较多，临时叫报社派车很麻烦，杭州打的又难。”只有到刮风下雨的时候，这位双眼视力在千度以上的妻子才有可能不骑电动车上下班，而享受一下“专车接送”的待遇。
2009年2月俞佳友开着那辆蓝色的别克凯越下乡后，吴飞梅又成了油费报销的“小金库”。由于用车次数多，磕磕碰碰也比较多，为了续保不被保险公司拒绝，一般1000元以下的维修费，都自己“消化”。妻子毫无怨言，只是叮嘱俞佳友说：“在那种山路上开车，宁愿开里面一些，撞了就撞了，不要掉下山去就成。”
按照规定，每个指导员每个月可以回家两趟。可是为了抓紧一切时间为乡亲们办事，俞佳友两三个月回家一趟。可就连这样短暂的团聚，也不时被打断。有一回，俞佳友冒雨开回杭州家中已是晚上9点，刚进家门，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县里要开会。女儿哭着扑过来抱住他的腿不让走，被妻子劝开，再默默地为他下了碗面。等俞佳友马不停蹄地赶回县城，已是凌晨两点。还有几回，车都开到了杭州绕城高速，又因为青田有事而调头回去。
2010年，下乡的一年期满了。村民代表们从大山里辗转赶到省城，将联名信递送给浙报集团党委，恳求俞记者再留一年。一直愧疚没有陪伴妻女的俞佳友考虑了整整一晚上，决定再回山乡。他和妻子说山中与自家女儿一般大的孩子，说破旧的屋子与致富的渴求，以及他离开万阜乡的场景，乡亲们流泪拦住他的车子，有人说“你是个想做事的人，留下吧！”吴飞梅又一次“放行”：“去吧，家里有我。”
吴飞梅告诉记者，当时选择俞佳友，就是看中他身上的拼搏和坚持。夫妻两边的大家族，都把他看作主心骨。我所能做的就是支持他，让他专心工作。她去万阜乡探望过丈夫，别人眼中条件艰苦的租屋，在她看来“还好”，“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有个房间，有被子就行了”。她唯一祈祷的，是丈夫天天开车在山路上跑，一定要“出入平安”。
80后看俞佳友：为农村做事，没错的！
记者在采访中还意外地发现，俞佳友被不少“80后”青年当做“良师益友”。蒋婕曾在报社跟着俞佳友实习过三个月，“俞老师看上去就像农村来的‘泥腿子’、‘乡巴佬’。我开始很纳闷，他有什么魅力得到别人的信任？”
有一次采访车祸，是一辆越野车掉到沟里，驾驶员浑身污泥，臭味熏人。俞佳友带着她到现场后，没有急着采访，而是到旁边人家去打了桶水，帮驾驶员初步清洗。“后来其他媒体都赶到了，一起围着要采访驾驶员，驾驶员就说，俞老师你到前面来。”蒋婕说。
还有一回，要采访一起车祸的目击者。这是一位总是“答非所问”、念叨其他事情的大伯。问不到想要的“重点”，蒋婕有些急躁。“俞老师提醒我说，你对老人家一定要有耐心。他继续笑眯眯听大伯说。大伯感慨，这是今年别人听我说的最长的一次。他最后说了实话，他并没有看到那场车祸。”
“新闻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是蒋婕在俞佳友身上深切感受到的。“为了真实性，他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有时候记者们采访完就散了，他自己翻一遍笔记，再和采访对象重复一遍，看有没有理解错误。”
虽然蒋婕最后没有进入媒体工作，但她一直关注着俞佳友的近况。俞佳友下乡去做农村指导员的消息，对她触动很大：“我现在的选择是回农村种树，家里人都觉得好好的一个大学生还回农村，特别没面子。可是我相信俞老师，为农村做事，没错的。”
24岁的万阜乡中心学校老师任泓旭，也是一位提到“俞佳友”便肃然起敬的“80后”。这位此前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辽宁男孩，半年前来到学校工作，心里难免有些落差。一天正赶上孩子们排队领取城里寄来的衣物、文具等，整个学校像过节一样。“我很奇怪，还有人知道我们这里？后来才听说，是乡政府来的一位记者牵线的。”
对充满梦想的年龄来说，这个“白天听鸡叫、晚上听猫叫”的山乡太安静了。在思量间，只见过数面的俞佳友，成了任泓旭的一面镜子。任泓旭说：“同样是人，也都受过教育，人家心甘情愿待在这里，我难道就不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