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条新闻在杭州的驾校中流传。

　　“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透露，“驾照申领人可以选择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时，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愿意捐献何种器官。”

　　杭州每年20000多人报考驾照，这项决定一旦推行，是否会影响准司机们的报考意愿？

　　昨天，商报记者对杭州的60名准驾驶员和20名司机发放问卷80份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52.5%的人支持这项倡议，而35%的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

　　申领驾照时填写个人捐献意愿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透露，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完善后，在申领驾照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选择捐或不捐，以及捐献何种器官。

　　“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这是人权问题，不存在不愿意就是不光荣这类问题。”

　　黄洁夫说，国家将制定在器官捐献之前、期间和之后对捐献者及其家人提供人文关怀和照顾的相应措施。这其中将包括救助补偿政策，器官捐献者有望获得物质补偿。比如，减免器官捐献者及其家人的住院医疗费用、减免器官捐献者的殓葬费用等。

　　此外，经济补偿的方式还可以考虑捐赠者家庭的医疗保险、学费优惠，减少纳税等。

　　据了解，今年9月左右，我国将出台器官捐献的全面构建体系，但是否从9月开始登记驾照申领者的器官捐献意愿，黄洁夫说还不能确定，但最晚今年年底应该没有问题。

　　商报调查：

　　准司机“两头人”很豁达

　　消息一出，在市民和网友中间激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下。

　　那么，杭州的司机和准司机对于将申领驾照捆绑“器官捐献意愿”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商报记者向60名即将申领驾照的准车主和20名持有驾照的司机发放了调查问卷进行无记名调查，男女比例为1∶1。

　　经过统计汇总，结果显示，接受访问的80人中，有52.5%(42)支持将“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加入驾照申领程序，17.5%(14)表示不支持，另有30%(24)的人认为“无所谓”。

　　有35%(28)的人愿意捐献器官，约21%(17)的不愿意捐献，另外有约43%(35)人选择了“需要和家人商量之后再作决定。

　　其中愿意捐赠男性约42.5%(17人)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的27.5%(11人)。

　　要和家人商量后再做决定女性的比例约58%(23)也明显高于男性的30%(12)。

　　在愿意捐献的人给出的理由中，约53%(15人)的人认为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约18%(5人)认为自己的器官给别人使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己生命的延续，约21%(6人)的人认为可以为医学、公益事业做贡献，约7%(2人)的人认为人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无所谓了。

　　而不愿捐献的人给出的理由，约41%(7)认为有悖伦理，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约18%(3)的人认为对现有的器官捐献监管体系不放心，约29%的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没有处置权，还有12%(2)的人认为学车之前先签订“死亡协议”，太不吉利了。

　　在调查中还发现，大专学历的受访者愿意接受捐献的比例约46%要高于本科生的29%，大专以下学历的29%。

　　而18-30岁的人和41-50岁的人愿意捐献的比例同为42%，要高于31-40岁的人的24%。

　　受访市民们对于此事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我这么老了，这些器官还能派什么用场？”一名自称学校退休校长的62岁大伯在选择“不愿捐献”时这样表示。

　　而他50多岁的女性老同事则要豁达得多：“人一死，一切都是空，与其烧成灰，还不如帮帮那些需要的人。”

　　一名24岁女研究生爽快地填下“愿意捐赠”后说，其实她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能够联络上相关机构表达这样的意愿。

　　而一名23岁的男性打工者和一名34岁的男性白领的想法不约而同：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担心现行的体制不规范、监管不严格，器官捐献可能会沦为某些人非法牟利的途径、滋生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所以选择“不支持、不愿意”。

　　杭州首家遗体捐献俱乐部顾问——浙江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主任任国良透露，这几年登记遗体捐献的人数渐渐增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年轻人所占比例很小，不足10%。“不过，这并不说明年轻人不愿意捐献遗体，而是因为对他们来说，生老病死还是很遥远的事，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做那么长久的规划。”

　　国外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申领驾照时填写器官捐献意愿早就成为了一个固定项目。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介绍，澳大利亚的驾照持有者约80%都愿意签署，在而在英国，这一比例约为45%。

　　一位在英国留学8年并取得驾照的嵇先生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申领驾照时的情形。

　　“英国的驾照申领程序，学车过程比国内要严格得多，周期也更长。”嵇先生说，他是2001年底申请驾照，“英国在领取驾照之前先要取得临时驾照，而申请表格是在当地的邮局中领取的。”

　　嵇先生领到表格之后开始逐一填写表格上的个人信息,“我记得一共有4页内容，姓名、身高、视力……反正和一般的表格大同小异。”嵇先生一路顺畅无阻填了下来，“忽然我看到了一项内容”organ donation，“顿时让我大吃一惊。”

　　“器官捐献？太恐怖了！”嵇先生转头向陪他同去的朋友询问，而他的英国朋友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他这个很正常。

　　嵇先生慎重地考虑了几秒之后决定跳过该选项，“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难以接受。”

　　他事后向他身边申领过驾照的留学生了解后发现，他们大多也选择跳过该选项，“据我了解，即使是英国人，很多也会对这一问题持保守态度。或许一些有信仰的人会捐献，他们更愿意与人为善。”

　　浙江成功实现3例捐献

　　9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去年12月31日，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史铁生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60岁。

　　与史铁生相交多年的著名记者何东回忆说，史铁生生前多次想把自己的遗体捐献。

　　对于自己的身体，史铁生曾这样规划过：“我离开史铁生以后史铁生就成了一具尸体，但不管怎么说，白白烧掉未免可惜。”

　　史铁生身故后，家人按照他的意愿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史铁生的肝脏被摘取后送往天津，植入了一个病人体内，就此，史铁生把自己的生命传递给了另外一个人。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副主任、省红十字会副会长高翔透露，浙江省作为器官捐献试点省份之一，去年8月26日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并率先在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城市进行试点。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实现3例捐献。

　　去年10月，贵州人冯周发成为浙江首例人体器官捐献者，其捐献的肝脏和两个肾脏分别被移植到另外三名患者身上。

　　去年12月，来自金华的捐献者应某因为意外事故导致严重的颅脑损伤，脑外科手术后，病人一直处于深昏迷状态，没有自主呼吸，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生命，病人家属经过慎重考虑，共同做出决定，在其身故后无偿捐献其有用的器官，这也是我省实现的第二例人体器官捐献。应某最终捐献了肝脏、肾脏和眼角膜，并分别成功移植给有需要的患者。

　　去年12月底，34岁的鲁某因窒息引起严重缺氧性脑病，生命无法逆转，其亲属共同做出患者身故后捐献器官的决定。今年1月2日，鲁某死亡，无偿捐献部分肝脏和两个肾脏，并成功移植给了3名患者。

　　高翔说，截至目前，全省共登记志愿捐献者330多人，对12名潜在捐献者的亲属进行思想动员，其中7名签署了同意书。

　　150万患者仅1万能做上手术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副主任、省红十字会副会长高翔说，今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在沈阳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交流会。会议通报了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截至2月，全国共实现人体器官捐献37例，其中广东19例，天津5例，湖南5例，辽宁3例，浙江3例，湖北1例，山东1例，捐献大器官97个，角膜39个，皮肤若干。从试点情况来看，天津、辽宁、浙江、山东相对走在前列，上海、江西、南京、厦门等省市因未能实现零突破而面临较大压力。

　　事实上，目前我国器官短缺问题依然十分严峻。据统计，目前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

　　全国有30万肝病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全国只能开展2000例左右的肝移植手术。全国约有100万做血液透析的肾病患者，但每年只能开展三四千例肾移植手术。

　　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何晓顺教授分析，这与中国人“死要全尸”的传统观念、基层交通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等因素有关。也有专家认为，与器官严重短缺同时并存的，是意外事故死亡者因缺乏科学的器官捐献体系造成的器官资源大量浪费。(来源：每日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