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床幔：埋骨何须桑梓地

　　［一件文物

　　水族床幔：埋骨何须桑梓地

　　1917年8月，暮霭沉沉中，一位瘦弱的少年背着行囊跋涉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理想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外绵延，经两广，到香港，去济南，朝着最自由的地方前行。

　　4年后，这名走出大山年仅20岁的中学生，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就是邓恩铭。在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他是唯一来自西部偏远山区、唯一的少数民族、唯一的中学生代表。然而，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故乡的人们却不知他因何而死？亲人们不知他葬身哪里？研究他的人不知他乡关何处？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展陈中，有一方床幔颇引人注目，白色发黄的布面上，用丝线绣着蝴蝶、花卉及几何图案，独具少数民族特色。我们正是从这方新收集的文物——床幔，开始追溯邓恩铭的身世之谜——来自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

　　荔波县政协文史委主任何羡坤说，蝴蝶是水族人世代相传的民族图腾，因此，在他们的衣服、床幔、围腰等服饰上随处可见蝴蝶图案。在图腾崇拜的神圣光环中，蕴藏着一种厚重而生动的精神力量。相传在很早以前，天上有九个太阳，晒得大地干裂、河水断流、树木枯萎，各种生灵死伤无数。有一天，一位勤劳的水族妇女背着她心爱的儿子去找水，灼烈的太阳把母子俩晒得昏了过去。在这危险的时刻，一只大蝴蝶用它的双翅挡住了阳光，母子俩得救了，但蝴蝶却被烤焦了。从此，蝴蝶的图案成了水族人刺绣的永恒主题，以求永保家人平安吉祥。舍生忘死的“蝴蝶精神”，也融进了水族人民的灵魂和品格之中。

　　“虽然，邓恩铭的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于山东，但骨子里的那股劲与生他养他的故乡、与他的民族特质密不可分。”何羡坤说，邓恩铭出生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1901年。那一年，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荔波县地处贵州省最南端，虽然群山绵延，但黔桂交界的区位特点让这里对外界的风吹草动特别敏感，凡事能领风气之先，常成风起云涌之地。上世纪初，荔波不过是一个方圆1平方公里、人口五六千的小县城，但这个弹丸之地却有10位乡亲在全国各地当县令，还出了8位黄埔军校的学员。

　　由于水族在全国的总人口不过20多万，他们害怕被侵略和欺压，所以水族人世代充满了危机感，从小就向孩子们灌输忧患意识，以及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据《荔波水族志》记载：从1855年至1951年荔波解放的近百年间，荔波县由水族人带领的大规模反抗起义有20余次之多。要公理、求正义，勇于抗争不妥协的特性在水族人的血液中绵绵不绝地流淌着。邓恩铭从小深受水族文化熏陶，10岁时他就敏锐地洞察生活，用歌谣叹息民生之艰难：“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20世纪初的中国时局兵祸横生、战火连绵、民不聊生。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反袁斗争高潮。群山没能阻隔荔波人民加入反袁斗争的历史潮流，14岁的邓恩铭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上街头演讲，号召大家抵制日货。家里二舅不以为然，依然带着一顶东洋草帽四处招摇。这触怒了一向温文尔雅、尊老爱幼的邓恩铭，他抢下帽子踩得稀烂，质问二舅：“现在大家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压迫，抵制日货，你怎么还能把日货顶在头上？”邓恩铭认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每个人都要挺起腰杆！身处风云变幻的时代，邓恩铭用澎湃的青春激情和喷薄的家国情怀谱写出绚丽的人生华章！

　　小县城已拴不住邓恩铭的心。看着迁徙的大雁自由地翱翔在天空中，邓恩铭是如此地羡慕。他渴盼走出大山，渴盼有更宽阔的天地燃烧他胸中的梦想。1917年，16岁的邓恩铭投靠叔父到山东求学。“背井离乡，舍汝双亲千里去。”面对依依不舍的饯别亲友，邓恩铭告慰家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谁也没有想到，邓恩铭这一去，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道路，与家乡竟真成了永别。

　　13封家书：不惜惟我身先死

　　［一次寻访

　　13封家书：不惜惟我身先死

　　17万平方公里的贵州省，莽莽苍苍，群山如浪。从贵阳出发，越野车在陡峭的山路上颠簸了近5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荔波县——北纬25度，一个不断被同行记者强调的地理纬度。地球上同一纬度的其他地区已都是荒漠，这里却生长着葱郁的树木，流泻着壮观的瀑布，被联合国专家诗意地称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16岁离家，30岁英勇就义，邓恩铭留给家乡的记忆不多。唯有13封家书，才能勾连起邓恩铭与家人的许多亲情往事，叠映出他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人生。

　　少小离家，尽管美好的理想释放了自我的坚强，但孤身在外，难免寂寞忧伤，经济上的拮据又给生活平添了几分惆怅与茫然，但所有的一切，邓恩铭选择默默承受。担心从山东回老家荔波的姑父吐露实情，给千里之外的父母徒增烦恼，他写信恳求：“在东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学情形，望姑丈择佳者道之。”再苦也要自己忍着，再难也要自己扛着，承受了苦难的邓恩铭，就像那承受泥土重量的种子一样，磨炼了破土而出的坚定品格。

　　走上革命道路后，尽管公事繁忙，邓恩铭柔软的心房里仍然驻守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故乡的泥土清香，古井的清泉甘醇，田野的虫唱蛙鸣，无不让他魂牵梦绕。“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用(要)再误。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辍(缀)点辍(缀)。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琐碎的叮咛，溢满了牵挂，豪情男儿也有别样的缱绻缠绵！

　　邓恩铭兄弟姐妹6个，叔叔之所以愿意接他到山东读书，是因为他自小聪慧能干，可以承担家族光宗耀祖之重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革命道路，让全家人格外提心吊胆。父母也曾苦苦相劝，希望他“迷途知返”。他却在信中反过来劝父亲：“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叔叔也曾中断对他的经济援助，希望他“改邪归正”，他却坚信：“吾人欲图成一事，必经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达吾人之目的。”家里长辈还想通过催逼他回家完婚，把他从革命道路上拉回来，也被他以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为由坚定地回绝了。为理想而执着，因理想而无所畏惧的邓恩铭令家人失望透顶！

　　一边是挚爱的亲人，一边是党的理想信念，邓恩铭何尝不经受心灵的煎熬？尤其是1925年，荔波县遭受旱灾，米价飞涨，家乡的亲人们遭受前所未有的饥荒。六弟来信希望大哥邓恩铭寄钱回家，帮助渡过灾荒。其时，邓恩铭已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挪出一点活动经费寄回家并不难，但他拒绝了家中的请求：“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禀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愧疚之情，溢于言表。让父母至死也不能理解的是，大儿子恩铭在外谋生多年不但没有分文寄回家，还经常向叔叔借钱或者把衣物当掉用于共产国际运动。父母不知道，他的孩子满怀着纯粹的理想，早把自己全身心交付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从1925年直到英勇就义，邓恩铭曾三次被捕。前两次，在山东当县令的叔叔花重金把他保释回家。1929年，邓恩铭第三次被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依然表现出九死犹未悔的豪迈，处处闪耀着生命的光辉。他组织过三次越狱，有两次获得成功。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并以诗抒发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他深信魔鬼的宫殿必将在这烈火中坍塌、毁灭，一个新的世界也必将在烈火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