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出发前往南京主持地下工作时，丈夫沙文汉赠诗以壮行
浙江在线05月17日讯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南京，是国民党政府首都，自中共建党后，南京市委遭到八次大破坏，因而有“虎穴”之称。
1946年初，陈修良被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那时她不到四十岁，也是南京市委第一位女书记。而她的丈夫沙文汉同样战斗在第一线，解放后出任浙江第一任省长。
六十多年前，沙尚之还是个孩子，在她眼里，母亲陈修良性格直爽，快人快语，却又感情丰富，而父亲沙文汉则亲切随和，喜欢教她画画和背诵古诗。
陈修良和沙文汉都是浙江宁波人，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事业，一家人聚少离多。
成年以后，沙尚之逐渐知道了父母亲惊险的一生。这个春夏之交，她向记者讲述了母亲陈修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南京领导地下斗争的故事。
一九四六年初，母亲成为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位女书记
母亲深入“虎穴”。在南京工作期间，她多次变换身份，以“姑妈”、“张太太”等家庭妇女面目出现，经常更换住所，昼伏夜出，单线联系。 1907年7月，母亲出生在宁波呼童街的一个旧式大家庭，她受到我外婆的影响，自幼十分崇敬秋瑾、孙中山等辛亥革命的先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粉丝”、“偶像”。
在宁波女师求学时，她按照孙逸仙的名字，给自己取名为陈逸仙，陈逸，三十年代才改名陈修良。
我的父亲沙文汉(解放后出任浙江第一任省长)出生于宁波鄞州区的沙村，是书法家沙孟海五兄弟中的老三。我的父母亲和几位叔伯，都是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潮流中，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感召下加入了共产党，决心为国家富强、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奉献一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母亲曾经指着几个破旧的箱子和大堆发黄的纸对我说：“我和你父亲一生没有任何钱财，这些就是我们两人留给你的全部财产”。
原来这些箱子里，装的是他们各个年代的时政论文、自传、讲话稿、私人信件、回忆录、会议笔记、党史人物资料、历史事件回忆等，还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
其中的许多资料，记载了母亲在南京斗争的经历。
我母亲是1946年初，被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那时她不到四十岁。她是第九任南京市委书记，也是第一位女书记。
父亲在她挑行李的扁担上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行字，母亲感到此行的悲壮，脱口而出吟了荆轲刺秦前的一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父亲随即也写了一首七绝《丙戊春送陈修良赴南京，赠诗以壮其行》相赠：
“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在南京秘密党员马文林护送下，母亲与朱启銮、金展辉等一行，安全进入了“虎穴”。在南京工作期间，她多次变换身份，以“姑妈”、“张太太”等家庭妇女面目出现，经常更换住所，昼伏夜出，单线联系。
母亲以后对我说“当时我随时准备好上雨花台(意为就义)，连被捕后的口供都已经想好；我是孤身一个家庭妇女，家里人都被日本人打死了，什么口供都没有的”。
晚年时候，她回忆南京的斗争，常感叹自己能活下来实属侥幸，而牺牲则是必然的。
分离四年，我再次见到母亲，却问她：你是新保姆吗
为了安全，在这个家里，来客相互之间从不叫真名，常用绰号、代号。胖胖的“大肚皮”伯伯来了，他就是上海局书记刘晓。很快，母亲就和“大肚皮”伯伯到二楼的亭子间里窃窃私语去了。当母亲只身潜入虎穴的那一年，我刚七岁，为了秘密工作的关系，我那时不姓沙，名字就叫陈贝贝，大家叫我“阿贝”。我与外婆陈馥和一位象山保姆黄阿翠三个人，住在上海钜鹿路(今为巨鹿路820弄)景华新村22号一栋独居小楼里。
景华新村一带属中上等人家的居住区，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家与普通的中产人家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栋小楼里却大有玄机。这房子其实是我外婆在1939年的时候花钱租下的。当时作为中共江苏省委的秘密联络机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联络点，坚持了十年没有被破坏。
记得1946年5月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她穿着旗袍，架着一副眼镜，长得斯斯文文。我很好奇，问她：“你是谁？是我们家新来的保姆吗？”她笑着说：“我是你妈妈。”
那时我们已经整整4年没见面了，当她离开上海去新四军根据地时，我只有三岁，当然完全记不清了。
过了一会，胖胖的“大肚皮”伯伯来了。他就是上海局书记刘晓。为了安全，在这个家里，来客相互之间从不叫真名，常用绰号、代号，例如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家里称呼叫他“摇篮的爹”，因为，我有一只小时候用的摇篮送给他了。
很快，母亲就和“大肚皮”伯伯到二楼的亭子间里窃窃私语去了。
后来我从母亲的回忆录中知道，那一次，“大肚皮”伯伯同她谈了中央对国共斗争形势的估计，告诉她，今后她的工作将要长期“深埋地下”，时间可能是五年到十五年，甚至更久。
截获国民党机密军用密码本
当时的南京城非比寻常，蒋介石称之为是国民党政府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铁桶一般的城市”。
当年南京市共有96万人口，而国民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就占了11万，光南京警察厅的警察就有9700多人，而且特务如毛，不管白天黑夜，哪条街道上都找得出三五个化了装的军警特务。而南京所有地下党员经过八次大破坏后总共剩下200人左右，因此双方力量相差很是悬殊，要在南京获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险程度不言自明。
在南京秘密工作期间，母亲十分小心，她总是昼伏夜出。必须出门时，要走小巷子，转弯抹角地绕圈子，下雨天带伞，夏天带墨镜，从不进电影院、商场、旅馆、茶楼酒肆、公园等公共场所。
有一天下午，母亲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母亲单线联系。
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
出于职业习惯，母亲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
几天之后，母亲再次造访方休。方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她：“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母亲要求拿出来看看，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她立即要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和妻子将密码抄录下来。夫妇两人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当密码本“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登上了直奔上海的火车。
这本密码本是国民党军用密码，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上海局发来嘉奖令，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掌握敌人的情报比他们自己还细
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情报工作特别重要。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大反攻。为了减少解放军流血，顺利解放南京，南京市委最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敌方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义投向人民。
南京市委专门设了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前者由卢伯明负责，后者以我的四叔史永(沙文威)负责，情报和策反两个系统都由母亲单线领导，对上海局直接负责。
对于母亲取得的成绩，后来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泰栋用一句话做了概括：“蒋介石知道的，她都知道，蒋介石不知道的，她也知道。”
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
几天后，核实清楚的四叔给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两个名字同是一个人，他是宁波早期老党员，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奉命寻找机会伺机潜伏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
汪后来进入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的军需处长，最近又阴差阳错升迁为副署长。
母亲听后大为振奋，让四叔与汪会面，重新接上关系。
汪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
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
母亲参与指挥“三大倒戈事件”
南京解放前夕，先后出现了三起震惊国统区的倒戈事件。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俞渤驾驶B24轰炸机向南京投弹；“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南京“御林军”97师倒戈。
这三次倒戈事件，就像是三把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对瓦解国民党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反动军政头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我母亲就直接或参与或指挥了这三次策反行动。
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曾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自1949年2月起，常在华德电料行与人打麻将的“张太太”，心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特别是南京的国民党警察系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的巢穴？为此，母亲多次召开市委的紧急会议，听取众人的意见，增设了“警察运动委员会”。
南京国民党的警察有一大部分来自重庆、贵阳、河南及南京的初高中毕业生，生活待遇低，普遍对现实不满，多数人是可以分化瓦解的。母亲要求“警运委”抓住一切机会，派人打入到各个警察分局，展开组织警员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
国民党南京警察厅下辖13个分局。在中共南京市委“警运委”的切实努力下，各个警察分局都有了地下党的活动人员。这些工作，都为日后的解放南京打下了很好的底子。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全市没有停一天电和水，没有停一天报纸和广播。南京解放了，六朝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从此，母亲走出了地下，她的生活道路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人物名片陈修良
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
1922年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
1925年10月，陈修良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现杭十四中)学习至中学毕业。
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
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4月，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解放后，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妇委书记。
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历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
1998年11月病逝，享年91岁。
讲述人：沙尚之(沙文汉、陈修良之女，前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