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24日讯
碑长0.95米，宽0.45米，厚0.1米。经过70多年岁月的洗礼，墓碑上的字仍然清晰可辨。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墓碑。
昨天上午，经金华市文物局局长方竟成带队的专家组确认，这块墓碑的主人，就是曾经奋战在金华抗日前线的台湾义勇队政治课教官高甦。
他是福州人，曾在当时的政府供职。因仰慕义勇队抗日的义举，辞职来到了金华。抗战还未成功，高甦却因病不治，最后长眠在了金华。
他最后的遗言是：告诉我的朋友们，我是不会死的。
高甦的故事 死前遗言：我是不会死的
高甦是福建省福州市人，曾在民国崇安县政府做职员，因仰慕台湾义勇队的义举，辞职只身到了金华。
“按现在的说法，当时他是‘公务员’，待遇很优厚，但是为了参加义勇队他就毅然辞职了。”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导师龚剑锋说，参加台湾义勇队后，高甦做了政治课教官。
高甦身体不是很好，由于常年带病坚持在浙东抗日前线工作，导致病情加剧。
1940年7月，高甦医治无效去世。
生前，高甦曾告诉身边的人，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诉朋友，也不要告诉亲人。后来，高甦被葬在了当时义勇队部的所在地，即现在的金东区东孝街道经堂头村附近。
“告诉我的朋友们，我是不会死的。”这是高甦在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他的战友陈湘在回忆录中写道：高甦悲痛的是，没有完成革命事业就无奈死去，他在临死前仍以革命者的精神怀念自己辉煌伟大的工作。
高甦的侄女高宏，也是台湾义勇队队员。
义勇队曾于1940年创办过一份抗日救亡进步刊物《台湾先锋》，第一期就刊登了高甦写的《我们在浙东》一文，此文现收录于《台湾义勇队在金华》一书中。
墓碑的故事 碑如其人，命运多舛
发现这块村村民钱启为父子。
墓碑右侧竖写“一九四〇·七·一五”；中间书：“故同志高甦之墓”；左侧落款：“台湾义勇队立”。字均为楷体。
高甦的墓，本来位于村里一片古坟地之中。
1987年，因为修铁路，需要经过这片古坟地，村民们将坟地清空。
那些历经风雨的古墓碑早已残破不堪，唯有高甦的墓碑年代较近，可堪使用，被不知情的村留了下来。
只是，很少有人会把这块在农村很常见的墓碑和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联系到一起。
“当时看到这块墓碑，知道他是台湾义勇队的人，这不是普通的墓碑。”现年82岁，只有小学文化的钱启为辨认出了墓碑上的字迹，留了一个心眼，一直关注着这块墓碑的去向。
后来，村里的水塘缺了一块洗衣板，墓碑被搬到了水塘边。
“当时，我就想告诉街道的文化员这块碑的来历。但后来一想，要是被确定是文物要搬走的话，村里的人洗衣服不方便，就没那么做。”钱启为说。
再后来，水塘的水质出了问题，村民不再到这里洗衣服。这块命运多舛的墓碑，又被村民搬到水渠边做了铺桥石。
几个月前，杭长铁路金华段开始修建，这条铁路又要从村里经过。
很快，一直关注墓碑命运的钱氏父子发现，村里的那座小桥也要拆了。
要是这样，那块墓碑怎么办？钱启为觉得必须要想点办法。
半个月前，他叫上儿子钱洪光，两一起将墓碑搬回了家。
“一开始，我跟街道的文化员联系，没个结果，就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金华市文物局。”没想到，这个电话，引来了一批文物专家来到他家里。
“这是我国第二次发现见证台湾义勇队官兵英勇奋战、为国捐躯以及战友们为之深切怀念的重要文物，而且完整无缺，实在弥足珍贵。”文物局专家说。
“东西交给了文物局，他们也很重视，我就放心了。”昨天，钱启为对记者说。
关于这块墓碑，还有一段故事。
高甦去世后，台湾义勇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李友邦曾给高甦的某位战友写信。信中说，“高甦的棺材应该买好一点的，多花钱不要紧。墓顶最好用砖砌，石碑也要马上弄好。”
1939年，在那个举国都在轰轰烈烈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年代，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金华誓师。
那一天是1939年2月22日，在这之后的三年多时间中，在接近抗战前线的金华，李友邦和他的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的将士们，喊着“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转战浙皖闽各省，移驻闽西龙岩、闽南漳州、厦门，深入前线、后方、敌后沦陷区，从事宣传教育、对敌政治工作、战地医疗、生产报国等。
直到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沦陷后，这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才撤离金华。
“河边草，青又青，太阳落山一片红，从早放牛直到晚，无衣无食到处受饥寒。何时何日回故乡，恨不得牛羊当战马，长鞭变刀枪。号角吹起进行曲，驱逐日寇回故乡，牧童永不流落他乡。”
直到现在，上了年纪的金华人还能熟练地唱出这首当年台湾少年团时常唱的抗日歌曲。
位于金华市酒坊巷84号的台湾义勇队旧址，是目前祖国大陆唯一见证两岸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文化实物，记录着两岸同胞为金华这座抗战名城写下的不朽的一笔。
金华市文物局局长方竟成告诉记者，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台湾义勇队旧址，“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对于李友邦、高甦以及台湾义勇队队员，以及那些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抗日英雄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