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至今已有近30位学者前往大洋彼岸深造。几乎所有人在学成后，又都重回母校。
吸引这些年轻人“回归”的是岑可法。
上世纪60年代，岑可法自己正是坐了7天7夜火车，从留学4年的莫斯科回到北京。再往前追溯30年，他留学法国的父亲，放弃去往瑞士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日本侵略下的战乱中国。
对信仰的追求终生不渝
热能所的年轻人将岑可法视为“偶像”，34岁的教授罗坤就是其中一人。从本科院校考入浙大，他追的就是岑可法这颗“星”，即使后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被校方挽留，他依旧决定回国追随岑可法。
“岑院士的这个团队，让我看到希望，这不仅指科研上有机会，而且是人生价值有实现的可能。无论从事哪一行，这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么？”罗坤说。
岑可法也有自己的“偶像”——“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这位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但仍以顽强毅力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20世纪50年代，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出版，这本书深深影响了正读大学的岑可法。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宿于猪圈旁，还是蜗居斗室，吴运铎都是他心中的一盏明灯。
岑可法对事业的追求百折不挠，对信仰的追求更是终生不渝。
岑可法的童年正值日本侵华期间，全家颠沛流离，目睹生灵涂炭，深感国家强大之重要。“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出国深造的机会。”1959年，正在苏联留学的岑可法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然而，正当党组织考察通过他为预备党员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也不了了之。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岑可法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83年，也就是在递交申请的第24年，岑可法终于得偿心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岑可法为党的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所有。2010年1月，岑可法在他75岁生日的时候，将多年积蓄350万元捐给了浙江大学设立奖学金：“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解决能源问题，学科的发展要从基础抓起，培养要从青年开始，我希望浙江大学能够培养出未来的大师。”
把“冷门”做成“显学”
能源的清洁利用，是21世纪的“显学”。作为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负责人，岑可法带领团队获得过11次国家奖，取得100多项发明专利，在世界能源技术发展中刻下了中国符号。
但在50多年前，这可是个冷门。当时他刚大学毕业，被国家选拔赴当时的苏联留学。同行者大多填报火箭制造、潜艇和自动化等尖端学科，只有他一人，选择了“煤的清洁燃烧”。负责专业填报指导的钱伟长问他原因。岑可法说，自己本科读的是热力发电，中国的电主要来源于煤，很多问题还没有国产的解决方案，研究煤虽然又脏又不起眼，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1962年，获得副博士学位的岑可法回到国内，到浙江大学任教。
科学无国界，而科学家有国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仅要发出声音，还要站到前沿，岑可法毕生为此奋斗。他说，国家和人民的重大需求就是我的立身之本。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几位美国同行掏出一小袋黑色泥浆似的东西，不无炫耀地说：“今后，你们国家肯定要掏几千万元来购买我们这个‘宝贝’。”
岑可法偏不信邪。他带着攻关小组日夜钻研，终于在1982年试验成功用煤、水和少量添加剂混合的“宝贝”，在锅炉和工业炉窑中100%取代了油。如今，“水煤浆代油清洁燃烧技术及产业化应用”技术已运用在我国近500台锅炉上，每年为国家节约燃油约250万吨，使我国在这一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由于岑可法所带领团队数十年的研究推动，在中国这个产煤大国，对煤的利用不再是简单地一把火烧了——煤还可以热解气化、制油，甚至从煤灰中提炼矾、铝、铀等金属，煤渣还可做水泥，总之，煤浑身是宝。
由煤的高效利用，岑可法又联想到了生活垃圾的处理。“垃圾是被放错了的资源，为什么不用？”岑可法和他的团队研究开发了生活垃圾循环流化床清洁焚烧发电集成技术。2006年，这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也是生活垃圾发电技术第一个国家奖。
垃圾发电的二恶英污染问题，是个国际难题。岑可法及团队建起了超洁净二恶英实验室进行攻关。根据比利时SGS二恶英实验室的监测数据，其排放大大低于国家标准甚至优于欧盟标准。这项处理技术被国际废弃物处置协会主席Themelis誉为当今世界五大主流焚烧技术之一。而同等规模的国产化设备，投资比进口技术设备至少要少一半。由于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推广，目前国外技术也不得不把价格降下来。
如今，岑可法又带着团队开始“985”新一期重大研究计划“微藻能源”项目的研究。这是为解决石油危机布下一枚长远的棋子。
一捆折不断的“筷子”
岑可法说：“一根筷子，再坚硬也会被折断；一捆筷子，想折断就难了。”
他的科研成果引人注目，而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带出的一捆折不断的“筷子”——科研团队。30多年来，岑可法培养出5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位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5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3位提名奖获得者以及20多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他周围，堪称群英荟萃。
只要年轻人有能力，岑可法就一直压担子、出课题，把出国出名的机会让给你，千方百计“逼”你成才，一路上不知打破了多少“惯例”。
20世纪80年代初，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对教授来说都是稀罕事，而岑可法却跑到北京为博士生倪明江争取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世界煤浆会议：“倪明江有能力参加，资历不能等同于能力。”如今倪明江已是我国工程热物理学科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浙大可持续能源研究院院长。
按照当时惯例，不到60岁成不了教授。岑可法却力主打破年龄限制，纯以业务能力来考察评定资格。热能所的许多教师在35岁之前就晋升为教授，如此年轻的教授团队，在大学校园并不多见。
“岑老师帮我较早地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得以做到以前没有资历去做的事情，可以更自由地开展研究。”倪明江说，“有一些学科，常是‘领头雁’一枝独秀，老先生一旦离开，学科发展后继无人，热能所的人才队伍却有梯度，保证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樊建人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岑院士很少成为第一获奖人，其实获奖项目他都参与，而且在不少项目中是负责人，可他总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为的是让更多年轻人走上学术舞台。
“只有心底无私、甘为人梯的学术带头人，才可能成就一个团结的学术团队。”倪明江说。
眼见接班人一茬又一茬地起来了，欣喜使这位76岁的老人活力倍增，校园里常见他健步如飞，讨论课题从中午到凌晨也不见疲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