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年来，全省共计有43.9万贫困学生，在希望工程的帮助下，得以继续求学。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当年接受过捐助的2个年轻人。他们都是80后，在他们求学阶段最艰难的时刻，希望工程的资助帮助他们挺了过来。现在，当年的小伙子都已经长大，都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收入不错。当年他们是“苦菜花”，但他们从来没有让过去成为过去，他们都没有忘记被帮助的人心里的那点温暖。走上社会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心里的星星火苗点起来，去做志愿者，去做义工，去支援地球上同样需要关爱和帮助的人群。
唐庆蝉：当年28元资助，如雪中送炭
唐庆蝉是温州市环保设计科学研究院的一名环境治理工程师， 1992年1月，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会为泰顺县“希望工程助学金”注入了第一笔基金，结对了100名贫困学生，他就是当时首批受助者之一。
“每学期开学前，几十元学杂费就是最令父母心焦的大事。家里的开支是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种出来的，而我们兄妹两人的学杂费是那片土地无法供得起的。”唐庆蝉是泰顺彭溪镇车头村人。该村坐落于浙江与福建交界的群山中，村民只能依靠低洼处巴掌大的水田种点水稻来维持生计。当年，唐庆蝉的父母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妹妹。
当时，唐庆蝉每天都在担心有一天父母再也无力供养他们兄妹俩上学。突然有一天老师告诉他，县里希望办已经将他推荐上报到省青基会，现已落实救助名额了，文件里有他的名字，以后可以安安心心地上学了。
唐庆蝉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别提有多高兴了！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父母知道这个消息时的表情。”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唐庆蝉和他的妹妹每个学期都会收到一笔助学金。唐庆蝉告诉记者，当年跟他同班的20个同学中，有8个和他一样是受“希望工程”资助才能坐在课堂上的。
“那个时候一学期的学杂费需要38元，希望工程资助了28元。现在看起来，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但它却帮我家渡过了难关，改变了我的命运。”唐庆蝉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杭州师范学校，成了车头村的第三个本科生，后又攻读硕士学位。这段受到希望工程帮助的经历，至今让他感慨万千，当年好心人的28元捐助款，让唐庆蝉始终感受着“滴水之恩”的珍贵。
当年，由于“希望工程联系卡”遗失了，没办法与好心人联系。2006年本科毕业后，唐庆蝉回了一次泰顺，特意前往县希望办请求帮助查找，最后，通过县希望办和媒体终于找到了好心人蒋文军先生。就这样，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因为“希望工程”这根纽带联系在一起。而后，唐庆蝉和蒋文军就像亲人一样交往着。
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蒋文军，蒋文军塞给他1000元钱，推辞不掉后，他收下了。后来，他悄悄把这笔钱捐赠给了“希望工程”。
寿灿良：坦然面对资助，坦荡回报社会
寿灿良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担任客户经理，月入一万多。这个生在富阳农村的小伙子，早就挨过了当年生活困窘的境遇，他的初中、高中和大学学习，费用都是通过资助才得到解决。
寿灿良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除了电脑、手机，他没有买过其他电子产品。从小接受别人的帮助，让他时刻惦记着，该如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上海工作的他，一直参加上海的“3flowers”公益活动，“我们会组织一些复旦大学生和志愿者来给民工子女进行外语，阅读等课程辅导，让他们不孤单。还有一次，我在学校听到有位同学母亲患了鼻咽癌晚期，就上台号召大家，讲了自己的经历，没想到五分钟，就募捐了四五千元，我真的很感动。”
他曾旅行去了越南、柬埔寨，给那里的孩子们带去了文具。“在越南，当我把文具带到小学的时候，每个孩子都会很亲切的跟你交流，尽管你听不懂，但体会的到他们的开心，他们喜欢拍照，我都会把照相机借给他们拍许多照片。孩子的无邪，童真，让人难忘。”
寿灿良做公益，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反思。“在柬埔寨，很少看到乞丐，你会看到一群小朋友手里拿着书、相片、手工艺品让你选择一样喜欢的来买，来换取钱。而在我们身边，有些年轻人靠博取别人的同情生活，这是值得深思的。”
寿灿良告诉记者，他想自己开一个私人慈善机构，“如果我是慈善家，我会定时地去资助一批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一大批。钱固然重要，但只是给予钱的资助是万万不够的，我们还得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他们走出自卑感，懂得做怎样一个人。”
“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很多在校贫困生不愿意申请助学贷款，他们让原本不宽裕的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仅仅只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寿灿良说，小时候家里很穷，家中连做菜的调料都没有，一天的饭菜都是白煮的。高中考上了富阳永兴中学，当时一个学期4900元的学费对他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开学前一天，家中只有几百元，学费不知在哪，姐姐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到了大学，我一共借了2.4万元的助学贷款，我很坦然面对这种考资助上学的日子，从来没有自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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