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7月12日讯“王樟富，男，70岁，1942年10月，江湾乡上崇山村。见证人：王基兴，男，78岁，堂叔侄。江湾乡上崇山村。”

　　“孟关圣，男，6岁，1941年10月，稠城北门。见证人：孟圣海，男，65岁，弟兄。稠城北门荷花蕊巷72号。”

　　“周小妹，女，1岁，1942年11月，徐村乡塔下洲村。见证人：周文铨，男，62岁，妹兄，徐村乡塔下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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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份极其沉重的名单，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当年遭受细菌战的一位义乌死难者(其中见证人的年龄均为采集时的数据)。

　　他们生前是极普通的农民、市民，是生活得安安静静、无声无息、平安自足的生命，活着时候他们的名字不为更多的人知道，死去的时候他们的名字更少有人提及，甚至无人想到他们应该拥有的生命的尊严。现在，他们的名字用黑色的仿宋体，印在了可以传之千秋的官方志书上。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70年后得到重生。

　　在即将正式出版的新编《义乌市志》中，这份长达36页、共收录1318名死难者的名单被命名为《义乌县遭受日军细菌战死于鼠疫人员名单》。这可能是国内官方志书首次完整收录抗日战争中的平民死难者名单，有志书专家称之为中国版“辛德勒名单”。

　　官方志书首次收录细菌战死难者名单

　　1994年，经典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震撼了全世界。电影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二战”中，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在重重压力之下，保护了1200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影片展现了巨大影响的震撼力和深沉而令人痛苦的艺术魅力，尤其是那一份长长的“辛德勒名单”，记载了一个民族的创伤与心灵。

　　与“辛德勒名单”同样，《义乌县遭受日军细菌战死于鼠疫人员名单》也让人们见证了一段充满血泪的苦痛历史。新编《义乌市志》共用了36页、4万余字，记载了义乌遭受日军细菌战死亡的1318个同胞的真实信息。这份名单共分10栏，分别罗列着被害人姓名、年龄、性别、被害时间、被害地点，及见证人姓名、年龄、性别、与被害人关系、住址。每一位死难者的信息，都对应着一位见证者，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无误。

　　这是1941年日本军队在义乌使用细菌武器至今70年时间里，义乌死难者第一次如此全面地被官方文书集体“召集”，是来自义乌100多个乡村的1318个死难者的灵魂第一次得到官方的祭奠。

　　真实的“辛德勒名单”是一份生者的名单，而辛德勒也因此成了英雄。义乌“辛德勒名单”是一份逝者的名单，它并不意味着胜利，而是让1318名冤魂以一种新的方式得以重生。两份名单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展现了在那场波及全世界的战争中普通人所遭受的苦难，并提醒人们能够从那段痛苦的历史中汲取教训。

　　据了解，新编《义乌市志》志稿总纂合成后，义乌市志编辑部分别送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国地方志界专家、学者等审阅。对于细菌战死难者名单的入志，专家、学者好评如潮。浙江省方志界前辈、方志专家魏桥说，日军细菌战义乌全部遇难者名录一一入志，是闪光的内容，说明新地方志记述由官书走向民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有的专家认为，死于鼠疫人员名单是日本侵略罪行的铁证，是义乌的“辛德勒的名单”，史料价值很高。

　　民间力量搜集死难者名单

　　新编《义乌市志》收录的《义乌县遭受日军细菌战死于鼠疫人员名单》，纯粹是由义乌的民间力量调查完成的。

　　义乌崇山村是遭受日军细菌战最严重的村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爱好和平人士开始反思侵华战争。1992年，日本静冈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自费来中国调查细菌战，他费尽周折找到崇山村。此时，森正孝、王选、崇山村民合在了一起，来自交战双方国家的、想知道历史真相的力量和追讨正义的力量汇合在了一起。

　　但是，60多年过去，对于崇山村的受害者情况仍然是一人一个说法，有说死了500人，有说死了上千人。这时候，当过多年乡镇党委书记的崇山村人王培根站了出来，他重新主持调查，经反复纠错订正，确定崇山村细菌战受难者为404人。

　　可是崇山村的受害者，只不过是中国受害者的冰山一角。自1941年秋开始，至1942年底最后一批感染死亡，鼠疫传播至义乌全市近100个村庄。为了把全市受害者情况调查清楚，1998年，崇山村细菌受害者代表王选、王培根、王达等18人自发组成细菌战受害者调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奔波，挨家挨户调查，将受害死难者人员名单罗列成册。

　　1999年，1070个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死难者名单刻在了崇山村曲江祠大门左侧的一块石壁上。大门的右侧是受害者的陈述书，祠堂的四壁贴满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暴行，细菌战诉讼、受害者控诉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乡野民间老人，从那段恐怖与悲苦的历史中走了出来，加入为细菌战受害者追讨正义的行列。2007年，义乌市乡镇(街道)老年协会会长聚到一起开会，议题就是一个：让义乌这块土地上那些死于细菌战的每一个妇女、儿童、青年和老年人“复活”。

　　老人们去做了。这些头发花白、体弱多病的老人们靠双脚在各地奔走，足迹遍及鼠疫感染的每一个村庄，老人们不仅访问尚健在的老人，还调查了当事人的后代，记录了一个个早已被淹没的故事，还纠正了一些错误，审核、补充了一个个受难者的名字。至2008年，义乌遭受日军细菌战死难者名单全面地被整理出来：死难者，1318人！

　　名单入志是为给普通生命以尊严

　　2008年初，王培根到义乌市志编辑部与编辑们聊天，把他们搜集的细菌战死难者名单给大家看。他没什么期望，只是给编辑部提供一点史料。然而，看完这份名单，义乌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来自义乌民间，不属于任何政府部门或单位，未曾见诸于任何典籍统计报表的1318个细菌战受害死难者，他们的姓名、年龄、性别、死亡时间、死亡地点，以及见证人的相应情况，其实就是一个个生命在历史大背景下的经历、命运。其资料的真实性、内容的生动性和取材的广泛性，是新编《义乌市志》其他资料所远远不及的。编写地方志就是编写人类活动史，把人们在某一时期的生命过程写好、反映好，才是我们编纂地方志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义乌市志编辑部负责人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编纂志书由各部门各单位撰稿的局限性、素材征集主要采用历史学的单一性，造成了过于依赖现成的典籍、档案、统计报表等第二手资料，而严重忽视鲜活的采访资料、口述资料等一手资料和旁证资料。其结果是志书不能反映社会的全貌，尤其是不能反映社会下层民众的心声。

　　“关注社会下层，关注寻常人群，关注生命的历程，使地方志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对于修志者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义乌市志编辑部负责人认为，把义乌乡野民间老人搜集、整理的义乌“辛德勒的名单”编纂入志，既做了从精英史学观中跳出来，关注寻常百姓生命历程的实践，还弥补了档案文献中记载日军细菌战在义乌这段历史的不足。“作为修志人，面对在主谋与实施这惨绝人寰的所有战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接受正义的审判，面对日本政府至今不谢罪、不赔偿的现实，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要让历史活着，而不能让世人对这段历史模糊和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