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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再看用工难——从宁海用工调查透视中小企业困境
淡季的人才市场,招工的厂方代表打起了瞌睡。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浙江日报讯 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难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透露出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远比预测更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公布的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那么,面对这种形势,现实的用工情况如何?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近期,记者在宁海对中小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

  用工“弹性”

  用工紧张在年中表现并不明显,企业大多能通过经营上的弹性来控制。

  “用工荒?我们厂里没有。”一听说记者要对用工问题进行采访,几家企业的负责人立即没有了兴致。

  桃源中路123号,是宁海县人才市场。每周四,这里便会有几十家企业“摆摊”招工。记者赶到宁海的那天,恰好是周四。

  10点钟,人才市场里,招工的,找工的,加上在场外徘徊的,只有稀稀拉拉的二三十人。“光辉灯饰:装配工15名(男女不限),氧化工3名……”“志清实业:数控车工10名,仪表车工5名……”大部分企业摊位已经撤离,只剩下标着招工信息的展板。

  “现在是淡季,来找工作的人不多,企业找到合适的人,难。”一位还在“坚守”的陈先生与记者聊起来,“现在来找工作的,大都手头都有份工,只是到这里转一下,看看是否有更好的。”

  “去年年底,订单一下子回暖的时候,的确出现用工紧张。不过今年上半年,总体用工缺口并不大。”在人才市场二楼的办公室,宁海县就业与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俞昌彪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企业用工需求调查表》。表上列出了101家宁海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根据最近一期的汇总,目前缺口约1540余人,而4月份用工缺口是1603人,缺口最大的是一线操作工,为1220人。“以全县四万多人的总职工人数来看,近几个月比较平稳,用工缺口略有缩小。”

  “现在的确存在员工挑企业的情形,但是人员的进出非常正常。”宁波普鲁司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总裁尤理谦表示。根据他掌握的企业家圈子的情况,绝对没有到“用工荒”的程度。

  “用工紧张的局面是存在的,但是企业能够通过经营上的弹性来解决。”宁海县经济发展局经济运行科科长郑书斌手上掌握的资料显示,宁海不少企业通过选择高附加值的订单、用机器设备代替人工等方法来解决用工问题。比如宁海最大的文具企业得力文具,用级进模代替冲压模,订书机的主要零部件一次冲压成型,生产效率提高50%。

  “原来三个人管一台设备,现在一个人管三台设备。”这在宁海文具产业中非常普遍。企业技改热情高涨,今年1至6月份,全县完成技改投资15.8亿元,同比增长46.9%。

  暂别低薪

  对于企业家来说,头疼的不是工资上升,而是原材料、汇率、用电等综合因素的叠加。

  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增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今年一季度,有13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6%。 7月1日起,安徽、河北、辽宁三省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虽说招工不难,但是按照最低工资招人,那是肯定招不到人。”宁海一家文具企业的杨小姐告诉记者。

  而尤理谦表示,目前企业开出的待遇是:刚刚招进来没有任何技术的普工,一天80元,包吃包住。“只要他在岗位上熟悉3至6个月,月收入就能达到3000多元。”“普鲁司”是一家生产休闲帐篷为主的企业,用得最多的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缝工,缝工的日工资为150元/天,月收入稳定在三四千元。

  “每年的11月份至第二年的5月份,是帐篷的生产旺季。前几个月抢时间赶单子,做得最好的缝工收入达到8000多元。”

  除了工资,宽敞的用餐大厅,具有个人空间的宿舍环境,基本的娱乐设施,这些也越来越成为不少宁海工厂的“标配”。在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们能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用餐。这家公司拥有两个员工食堂,早、中、晚餐和夜宵均为免费。

  而宁波志清实业有限公司专门为员工修建了篮球场、图书阅览室、乒乓球室,总投资达5万多元。

  但是对企业来说,这并不是全部。“像我们传统制造企业,一般人工成本占10%至15%,高的也有20%至30%,而原材料的成本占到60%至80%。”尤理谦表示,目前帐篷生产企业所用到的化纤产品成本上升了20%至40%。

  汇率变动、财务成本上升、电力紧张,则是另一些“隐痛”。在宁海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产业集聚的地方,1至5月份,全县规上企业利息支出增长20.6%,融资成本大幅上升;用电高峰缺口在2万千瓦。

  转移“幻影”

  去中西部,还是东南亚,转移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成本,还有环境、产业配套、运输等等。

  从日本,亚洲四小龙、到东南亚、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遵循着“雁阵转移”的规律。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说,用工成本上升后,转移已经迫不及待,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转移更像是一个“幻影”。

  “转移?哪有一句口号那么简单!”尤理谦,这位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1992年开始办厂创业的企业家,也曾在心中谋划过很多次,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且慢。

  “转移,主要考虑的是人工成本,但是要买地、建厂房,产业链配套,其他的成本加上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尤理谦说。

  内销型企业转移,主要考虑市场覆盖、周边辐射,比如很多去武汉的,就是考虑到对中西部的辐射面广。

  而外贸型企业转移,则要考虑港口、交通成本、客商等因素。“我把企业办在宁波,外贸客商来了,到厂里看货,当天就可以来回。”尤理谦说,“而如果企业在内陆,到上海还要转机,要隔天来回。不要小看这一天两天,有的客商就因为这放弃下单。”

  再说时间成本。现在从宁海运到宁波港,不超过三个小时,时间可控。而如果转到中西部,还要加上八九个小时的内陆运输成本。“节省下来的人工成本,可能在这些地方消耗殆尽。”

  老挝、柬埔寨、越南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能不能去?尤理谦告诉记者,孟加拉的工人月工资只有50美元,但是去那儿存在产业链配套的问题,很多原材料、配件要从这边运过去,而海运时间20天,加上通关1个星期,接到时间不赶的大单还能消化,如果是时间紧迫的小单,那么根本不可能。

  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认为,劳动力成本只是企业决定在哪里设生产基地的多个因素之一,此外,基础设施、监管、税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性,都非常重要。

  “转型升级,在我们企业看来,最现实的还是在本领域内做精做强。”在尤理谦看来,目前东南沿海的制造优势,更多体现在港口便利、产业链配套、办事效率等综合因素上。

  以前,外贸订单的季节性决定了员工队伍很不稳定。但是,现在一些“聪明”的企业会考虑安排内外贸结合、或者产业的“混搭”,来熨平用工的季节性。

  帐篷的生产旺季在每年的11月至第二年5月,“普鲁司”根据自己的设备、用工情况,适当延伸了汽车用品、船制品、宠物用品等产业,这样,一年下来就没有淡旺季之分,工人也都有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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