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要挂很多点滴,她手臂上都是针孔。 记者 朱丹阳 摄
认识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时代强已经5年,这是他在采访联络之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我想救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上周五晚上9点,电话里时医生的声音既疲惫又无奈。
难道她曾经错了
就不能对生命有渴望?
时代强医生想救的是一位21岁姑娘,患脑膜炎。这是一种由来已久,有特效药,并不太难治的病。“就缺2万元。有就是生!没有就是死!”
我打断他,“当然要救啦!”
电话里传来长长的叹气声——“她有艾滋病,她有一段特殊经历,她很穷,已经欠了医院1万块,她父母拉着我的手哭着说要出院,她自己也似乎放弃了……”
我没有说话,顷刻间明白了时医生的欲言又止,语气透出的焦急、痛苦和纠结。
时医生反复问我:“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帮她?”
一时,我无言以对。
他急切地说:“这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一条命啊!
“她只有21岁呀,还这么年轻。我女儿也只比她大2岁呀。
“她的脑膜炎我完全有把握治好!
“她的艾滋病可以控制住,后续由国家政策免费治疗。她还可以活好几十年,有大把的时间呢。”
最后,他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反问我:“难道她曾经错了,就不能对生命有渴望?”
时代强医生今年58岁,从医33年。
15年前,他由感染科医生转为专攻艾滋病控制及研究。
我觉得,他从事的是一项需要有奉献精神的事业。多少年来,他科室里有很多医生护士改行或转到其他科室去了,他始终都在。
这么一位好医生,能打动他的病人,总归也有善?有真?或有其他一些不一样吧?
前天和昨天,我在市六医院感染科病房呆了两个下午,观察了解这位女孩。
2万元,救还是不救?
我把她的故事说给你听。
回去
就是等死
6月27日,周一,傍晚6点。时代强医生印象深刻——
半个小时前,邵逸夫医院来电:有一位脑膜炎女患者血液检出患艾滋病,紧急送到市六医院来。
我和童永喜医生站在医院门口等。6点刚过,120急救车到了,担架工抬下一位姑娘。
她状况很差。面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身形瘦削。让她起身,询问病史,根本站不稳。
我告诉她:“你被送到这里来治,我们对你没有任何歧视,你可以放心治病。”她眼睛里没有任何神采。
“那时,她病得很重很重,我们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在时医生的办公室里,童永喜医生激动地对我说,我们看着她一点点好起来——她头痛好转了,可以吃东西了,能下地走了,会笑了,会小声说谢谢……我们这么多医生、护士,花了大力气救她回来。
上周一,时医生刚上班,女孩妈妈跑到时医生办公室说:“我们要回去了。”
前一天,女孩妈妈刚交进2000元住院费。
“就是因为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还是不够。欠医院的一万块钱,我们一定会慢慢还的。”妈妈几乎要哭出来。
“你们回当地继续治吗?”时医生这么一问,妈妈眼泪水淌下来,说不出话,摆摆手。
“我知道我一点头,她一回去,就是等死。”时医生没有同意出院。
第二天,时主任发动科室内部给女孩捐款。
我急切地询问
她只有沉默沉默沉默
前天下午,我在医生办公室见到这位女孩。
她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实在是很年轻,白皙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一丁点瑕疵和斑点。
清秀、瘦削、身形娇小,住院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
她清澈分明的那双眼睛,我一眼望去,好像望不到底,那种透出来的深深的忧伤,我找不出词来形容。
时医生告诉她,这是快报记者小张,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想办法。
她背微微弓着,低着头,双手手指相互使劲地抠着。不知是害怕还是紧张,脚趾一个劲地往里缩。
“拖鞋是红色的,喜欢吗?”
“喜欢。”
“为什么?”
“上面有小兔子。”
“最喜欢白色,清爽。”
她静静地等待发问。我问一句,她答一句,每次只说几个字。
“你说说你家的困难,你对以后有什么打算?”时主任提高声音,痛心地说:“我们都没放弃,你自己怎么可以放弃?”
她抬起头,嘴唇动了动,还是沉默。
我们把她妈妈叫进来,妈妈一口方言,几乎没办法听懂成串的句子。妈妈断断续续说一些,她翻译一些,大概是说——
他们来自江西特别偏僻的一个小村子里,开门就是田,进城要先走很长一段山路,再坐一个多小时汽车。
她从小特别听话。帮爸妈田里干活,插秧、种土豆,七八岁的时候就可以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
全家的生活来源只有4亩地,还有做竹子的手工活。
很穷,孩子们没有钱读书。
哥哥读到初一,去做泥水工了。
姐姐读到初二,去服装厂打工。
她读到初二,也没有读下去了。
她穿姐姐旧衣服长大,亲戚送她一件橘色运动服,很喜欢。她体育最好,跳绳一分钟能跳一百多下。她小时候养了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难得吃一次鱼,她省下来给猫吃。
妈妈坚称女儿17岁离家去“打工”是被骗去的。“我们村里的人和我说,‘我带你女儿去大城市里卖衣服。哪里知道她会去KTV。她怎么一直在骗我啊。”
妈妈哭的时候,女孩双手五指深深地插进头发里,用力把脸埋进臂弯,还是沉默。
她什么都不说
保护她曾经爱过的男人?
因为要调查女孩的艾滋病染病原因,时医生和童医生从女孩本人、她妈妈、她姐姐那里详细地询问女孩的性生活经历。
2007年,17岁,女孩在姐姐的服装厂打工。“半年后因为谈了男朋友。妈爸把她押回家。”
2007年年底,村里有人说带女孩到桐乡卖服装。女孩去了。
“那是一家KTV,老乡帮我化妆,叫我端盘子,帮客人点歌。陪唱歌。第一次是和一个中年男人,是老乡带我去吃饭时认识的,没有要钱。”
2009年到今年年初,在苏州一家KTV,基本也是陪唱歌。“有偿性服务吗?”时医生问。她回答了一遍又一遍,坚持“我是不出台的。不然这么几年了,也不会一点钱都没积攒下来。”
“一次都没有?”时医生问。她低声说,房租交不出的时候,也有过的。
时医生和童医生面面相觑,问:“你有没有男友?有男友几年了?”
女孩答:“分手了。同居一年多。”
时医生怀疑“会不会是你男友传给你的?”
女孩不愿说话,问急了,答:“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他和我已经分手了。”
气氛有点紧张。
回去的路上,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不愿求助,至少也说说可怜?
她的沉默,让我有一种挫折感。可是她转身走的时候,那个半弓着身子的背影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她想学跳舞
想开店
她想要自己孩子以后过得不一样
她曾试图应聘过饭店服务员
我想了解她。前晚,我登录女孩的QQ空间,她有留言:
7月10日12:38,希望在哪里?
7月15日7:59,没有那么多钱看病?
7月18日17:49,好痛苦。
7月16日,女孩的前男友曾经来看过她。
我向时代强主任要了女孩前男友的电话(经时主任询问,男友目前暂无艾滋病发病迹象)。
男友比女孩大3岁,中专毕业,他说自己在苏州一家公司做小职员。“她大致是了解我做什么的。”男友说。
他眼里的女孩是这样的——
2010年6月22日晚上,苏州。朋友约好吃饭。她走过来,好像闪闪发光。我们好了以后,她说,好像一切都有了依靠。
她在KTV上班,我是知道的。她和我说,没有什么,我相信她的。但是,为这事,我们吵过很多次,不让她去。
她也答应我,出来过。没有工作的日子,她装作很忙,其实是在街上转来转去。可能是没有学历,也可能应聘饭店服务员失败,不知道怎么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工作。一段日子,复杂坎坷。
我家没什么钱,我每个月赚2000来块钱,她大致也是如此。房租800元,家是10平方米一间房,里面一张床,一台电脑,厕所是公用的。
没有钱的时候,我们两人一天各吃一碗6块钱的拉面,然后坐在床上,不出门,聊天。我说,我要去学开车,拉货,以后开公司,你当老板娘。她说,她要为我生个孩子,孩子以后要过不一样的生活。
去年10月,我去西安老家学开车,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共一万多块。最缺钱的时候,她给我送来1000元钱,我不知道她怎么弄来的。这钱真是派上了急用。
你爱她什么?
“天真、可爱。”男友说。
“那为什么分手?”
“因为今年春节时,我去她家里拜年,没有送礼,那时是没有钱,路费就花了不少。她爸爸妈妈不喜欢我。所以三个月前分手了。(女孩妈妈曾说,亲戚说这个男孩太穷,过年都没带礼物,让人没有面子)
“上个月,她打电话告诉我,头痛,去邵逸夫医院查出脑膜炎,艾滋病的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我也很害怕。”
“她有艾滋病,还有脑膜炎,你现在有钱帮帮她吗?”
男友说:“会的。我刚去看过她,我有多少都会给她。她见到我时,哭成一团稀泥,说认命了。”
她问
我还有没有希望?
昨天下午,女孩因脑膜炎发病,头痛得快裂开了,只能仰卧。
我在她耳朵边说:“你前男友说要为你筹钱治病的。”
一瞬间,豆大的泪珠从眼睛里滑下。这是我两天来第一次看到她哭。她问:“我还有没有希望?”
拉开女孩床头的抽屉,药丸、药片、几个苹果、空塑料袋、毛巾,别无他物。
问她妈妈,还有多少钱?妈妈有些难堪,用手掏掏口袋,掌心摊开,是捏得汗涔涔的两张100元。妈妈说,她爸已经回老家要把田转了,想到杭州来打工,或许能多赚一些钱。“今年原本有13亩田,大概可以赚两三万,现在算了。”
在姐姐印象里,这位妹妹脸上常挂着笑。
妈妈只记得,女儿出生的时候,‘哇’的一声特别嘹亮。现在只能每天守着女儿。她心里也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准备。“一想到这,心就很凉。”
昨天临走的时候,时代强主任在市六医院大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和捐款箱,上面是倡议书,里面有一句:
我们呼吁社会各界朋友伸出友爱之手,帮这位年轻姑娘一把,让她渡过难关,走向生的希望,走向漫长的人生之路。
(感谢通讯员黄彩红的帮助)
据都市快报 记者 张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