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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感到幸福吗？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吗？在乡镇换届中，余姚对乡镇领导班子考评不再简单地把GDP、发展速度等作为主要依据，而是将体现百姓幸福感的“幸福指数”纳入考评。“幸福指数”考核指标设置是否科学？“幸福指数”调查统计会否变成“数字游戏”？

　　余姚梁弄镇让贤村村民张建忠最近碰到一件新鲜事，有人问他幸不幸福。

　　在梁弄镇政府会议室，张建忠作为抽样调查对象，和镇里的其他20多人齐坐于此。“为了能更好地服务百姓，更清楚地了解大家是否幸福，同时为了改进我们的工作，我将给每人发一张考核幸福指数的问卷表，请大家认真填写。”市里来的干部考察组的干部向村民们介绍。

　　“您对本乡镇(街道)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状况是否满意？”“您对本乡镇(街道)扶贫济困情况是否满意？”“您对本乡镇(街道)廉政建设、办事效率和干部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经过14个满意度的问答，张建忠突然明白：“要是这些都满意了，我还能不幸福吗？”

　　幸福指数挂钩考绩

　　在今年乡镇党委换届中，余姚探索将“幸福指数”纳入领导班子政绩考核体系。工作实绩考核体系包含25个一级指标和98个二级指标，总基准分值600分。其中，百姓幸福感的指标被单独列出，包括17个一级指标和75个二级指标，根据与幸福感的关联度，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权重，总基准分值为439分，占比73.2%。

　　同时，统计部门独立开展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突出对乡镇领导班子、政府扶贫帮困、就业服务和民生实事工程推进情况是否满意等体现群众幸福感的调查内容，使公众满意度调查更加体现民意表达。

　　领导班子考核“幸福指数”这事张建忠并不知情，他所感觉的是，小家的大变化。

　　梁弄镇地处山区，现有隐患点10多处，是余姚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最多的乡镇，让贤村位于梁弄镇南部6公里处，因位于姚江源头，更成为地质灾害的频发地。

　　以往一到夏天，台风、暴雨，让住在山上的张建忠担惊受怕。“村里出现过房子被洪水冲走的事情，我们一家根本不敢睡。”老屋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砖瓦房，因年久失修，早已成了危房。每当天气有变，他们会把手电筒、收音机、银行存折放在身边，以备随时逃命。

　　今年夏天，让张建忠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不复存在，这一切归功于梁弄镇的民生工程——让灾害户住上放心楼。

　　土地平整时，有镇里的工程小分队来帮忙；缺建房资金，每户人家可领到4万元补助金......如今，一幢像模像样的小楼已经拔地而起。不仅房屋牢固，屋内还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抽水马桶和有线电视。“现在台风来了也不怕。”张建忠笑得眼睛眯成了缝。

　　“在集镇南首，我们划了210亩地，已投入资金4200万元，完成安置点主体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共搬迁地质灾害点移民177户，人口620人。”梁弄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考核评价办法：当年完成地质灾害严重隐患地区群众搬迁的，每完成搬迁5户加2分，未完成的，每少1户扣2分。梁弄镇此次搬迁地质灾害点移民177户，可另外加70.8分，这让该镇领导班子在“幸福指数”的考核中获得了高分。

　　幸福与否群众评定

　　“现在，一些干部热衷搞花架子工程、面子工程，而对民意并不重视，对群众的呼声漠不关心，百姓期盼的民生工程反而迟迟得不到落实，这不仅不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损害了政府和干部队伍形象。这是我们下决心将百姓真切的幸福感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主要原因。”余姚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道出了初衷。

　　“城东四季东城边上的姚江，被一些餐馆所倒的生活污水和泔水严重污染，为什么没人管管？”“为什么镇上教育质量得不到改进，孩子每周在市区寄宿，我们也不放心啊。”自从余姚市突出幸福指数考核以来，网络已经成为余姚各乡镇领导干部搜集民意的重要平台。

　　“其实，这对我们是一种警示，经济社会每年都在发展，为什么大家的抱怨还是有增无减。”余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卢建国认为，“人们更注重自己的生活体验，这些在GDP增长速度中并不能得到有效体现，不仅经济要发展，民生保障更要提高。这也警示我们考察干部、提拔干部时，要更多地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余姚正在尝试将百姓的幸福感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指数，“幸福指数”如同指挥棒，指引着各乡镇(街道)干部努力的方向。

　　“你好，帮我送一袋杀虫剂到四组田头。”四明山镇梨洲村农户老余一早到自家桃园，发现储存农药不多了，一个电话打到了村门口的家家福农资超市。

　　老余和不少村民一样，曾经因为买到假农药，导致农作物颗粒无收，吃尽苦头。镇委、镇政府得知情况，马上协调引进家家福农资超市，让农户能买到既放心又实惠的农药。开业当天，老余特地自掏腰包，买了鞭炮，庆贺农资超市开张。

　　警惕被幸福的尴尬

　　记者在余姚市干部考核细则中看到，为树立提升幸福感的政绩导向，余姚市委组织部将群众幸福指数与年度定档、班子整改、干部调整结合起来，幸福指数测评结果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工作成效、领导干部履职情况的主要参数和干部提拔、交流的重要依据。

　　余姚市统计局局长郑根方告诉记者，最近的测评结果显示，目前群众对道路通畅情况和环境保护情况满意度最低。“已反馈给得分最低的几个乡镇(街道)，要求限期抓好整改。”余姚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没有整改好，有关乡镇领导干部今后的岗位安排都会受到影响。

　　民众的幸福感真能对官员的奖罚“一锤定音”吗？

　　有些乡镇干部在谈到将幸福指数纳入考核一事时，认为尚有完善的余地。“指标固然能作为指挥棒，但让老百姓叫好才应该成为真正的标准。”他们认为，现在很多指标看似是体现百姓幸福感，但实际并不是，而是被冠以讨巧的“幸福指数”之名。比如，在“幸福指数”总基准分439分中，“文化体育事业”这一一级指标只占了9分，其中“公共文化服务”只有6分，“公共文化服务”才是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息息相关的，却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在采访中，有群众提出，幸福指数并不等于幸福感本身，幸福感量化为数据考核是否具有科学性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从目前的指标体系而言，更多幸福指标是另一种经济指标的表现，与百姓的幸福感并没有直接的密切联系。

　　也有人担忧，当“幸福”被量化为一系列指标之后，“幸福指数”考核将成为官员追求的新政绩，为了追逐具体考核的指标，有的干部可能不是真正从老百姓真需、急需的难事出发，而是弄虚作假，热衷表面的“幸福工程”，很可能会出现百姓“被幸福”的尴尬。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孟庆国：政府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它既是规划者又是实施者。所以，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官员政绩考评体系，用政府行为的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将“幸福指数”纳入乡镇党委换届考核，能够直接影响官员行为，是一种有益尝试。但是，更要坚决避免在引入“幸福指数”评价时“唯数字论”及新的“数字政绩工程”倾向，加强监督的有效性，不让“幸福指数”评价走样或被形式化，避免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