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10日讯经过广泛讨论，市民对治理“闯红灯乱象”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虽然这些药方需要检验之后才能确定是否有效，但市民的创造性提议，无疑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今天起，本报将对这些充满智慧的提议作一番梳理和总结，希望这些药方今后会对治疗“闯红灯”这一“顽疾”，真正产生“药到病除”的效果。

　　治乱象必须用重罚

　　谈及“闯红灯乱象”的根由，为数不少的市民将它归之于处罚太轻。昨天，市民蒋先生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蒋先生家住市区快阁苑小区，他认为，国外的新加坡对闯红灯判处监禁，国内的深圳对闯红灯处1000元罚款，这些处罚都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的。“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上，只有这样限度的处罚才能产生效果，浙江又何尝不是如此？”蒋先生告诉记者，是时候调高闯红灯的处罚标准了，不然违法者没肉痛感，下次再犯几乎是必然。“在符合实际的情况下，治乱象用重罚又何尝不可？”蒋先生提议，对闯红灯不妨按最高标准处罚，有关部门还可以出台细则，对闯红灯的处罚作出更细的规定。

　　家住市区胜利大桥附近的毛先生更是抱定重罚才能出效果的观点，在他看来，行人闯红灯至少处以200元罚款，非机动车闯红灯还应当扣车。“只有让人直观地感受到闯红灯成本大于收益，感到不划算，人们才不会去闯红灯。”

　　重罚可罚时间和信用

　　当然，蒋先生和毛先生的“重罚主义”侧重于金钱处罚，也有市民认为，重罚的范围可以更广泛一些。

　　公交车司机何先生对闯红灯之后被处罚的“肉痛”感觉，可谓非常真实。“在绍兴闯红灯，确实没有太大压力，虽然在闯之前也会有所顾忌，但闯了之后无非是罚些款，最多出200元也就过去了，这个200元罚款根本不能让受罚者长记性，下次他很有可能再犯。肉痛的感觉有时候不一定来自罚款。”

　　何先生说，他在福建闯了两次红灯，每次都被叫去学习3天后再进行罚款，这个时间成本让他感觉是一个巨大的损失。“3天时间，如果折算成金钱，绝对不止200元。即便不算金钱账，三天不自由给自己造成的不方便，也足以让你后悔。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闯红灯了。”

　　何先生认为，这种用时间处罚的方式，不但效果明显，而且可操作性很强。“一个学习班不占用警力，工作人员经费和资料费由学员负担，成本也不大，但对学员来说，这种学习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成本。”

　　家住市区望花小区的陈小姐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重罚。她说，不妨参照德国的做法，对闯红灯者进行信用扣分，当闯红灯者在贷款等方面因信用失分而感到种种不便后，他以后在闯红灯前也要掂量掂量了。

　　对重罚有认识误区？

　　重罚的一个重大阻力，是人们对重罚的认识误区。民警潘旗龙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潘旗龙只是对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主进行了一次正常处罚，结果却招致事主长达一年的辱骂。事主的辱骂，无非是认为潘旗龙故意刁难，但是，事主可曾想过：这样处罚的目的是什么？

　　“民警何尝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但如果都这样‘方便’了，城市交通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谁去保证？”市交警支队城区执勤大队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民警也希望警民关系和谐，但这种和谐不能通过对违法者的纵容来换取，否则是对整个交通参与者的不负责任。

　　专家认为，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乱穿马路闯红灯者的严管重罚恰恰是对生命权的保护和尊重，而不是故意为难非机动车和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