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9月的希腊爱琴海，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但温籍商人徐伟春已无心留恋，匆匆赶往国内寻觅商机。因为备受债务危机困扰，希腊的投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宜人”，甚至有些“糟糕”。

　　36岁的徐伟春，是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从2001年到希腊经营服装贸易开始，9年多的奋斗让他在希腊众多侨商中脱颖而出，生意也从服装扩展到饰品、红酒等，年销售额近亿元。

　　徐伟春原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一帆风顺地过下去，直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希腊债务危机打破这种平静。

　　赋税加重，经营环境恶化

　　希腊雅典市中心，清洁工人在罢工，出租车司机也在罢工，气氛变得有些僵。希腊债务危机不仅未见起色，甚至还在恶化中，而且希腊政府有可能因此采取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

　　这两天，看到有关希腊债务危机，正在温州寻找投资机会的徐伟春不由自主地又皱了皱眉头，他很为依然留在希腊的浙商们担心。

　　一年前问起对希腊的投资前景，徐伟春还会信心满满说要坚守，要等待繁华似锦那一刻。那时候的他，甚至还踌躇满志着要抄底当地的房地产。但现在的徐伟春自己心里没有了底，“希腊经济复苏会比想象中的要长，也许十年，也许会更久。”他说。

　　让徐伟春真正失去信心的，是伴随着政府的财政困境而来的、日渐加重的赋税，消费税已经从最初的18%左右，到今年已经增加到了23%；而从种种迹象看，下一步很可能推出更为紧缩的新政，包括征收房产税等。

　　“这么多年的过度宽松，到现在货币政策突然收紧，民众难以适应。”徐伟春说，向民间“敛财”，这是政府在财政困难下的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过度紧缩的结果，使希腊民众怨声载道，罢工的频率越来越高，导致经济更加陷入恶性循环。

　　如今，徐伟春位于雅典欧摩那区中心地带的饰品生意仍然照常营业，但情况相比2009年之前的黄金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三年来，销售规模从减少10%，20%，到现在仅为往日的一半。

　　雇佣的多为华人员工，徐伟春依然在坚持通过缩减库存、租地面积来削减开支，没有裁员。但是债务危机困扰下的希腊，高失业率已经让工人的工资普遍下降至少25%。一些小规模经营的浙商因为无法支付员工薪资，亲自上阵，从“老板变为工人”。

　　“就像是一颗累积已久的‘毒瘤’，希腊问题由来已久，无非前几届政府执政时把问题留给下一届，直到导火索引爆，一发而不可收。”徐伟春这样解释今天希腊的处境。

　　转移阵地，寻觅投资新路

　　希腊债务危机已持续了两年，两年多的等待，让多数浙商都和徐伟春一样，失去了继续等下去的耐心。在希腊的浙商有超过1万人，已经有超过半数的浙商在考虑转移阵地，或回国内寻找投资项目，或者转战东盟国家。徐伟春所在的总商会，还有少数浙商甚至远赴古巴和非洲，寻找下一个投资亮点。

　　逆向贸易，这是早在一年前徐伟春就在尝试着找到的一条可行出路——将希腊、欧洲等国的商品如红酒、橄榄油等转运国内出售，规避欧元贬值的损失。

　　但是，这也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商路。

　　“现在国内的红酒市场也日趋饱和、竞争激烈，市场过度依赖人脉关系。”徐伟春感叹。幸而，一年多的国内贸易经历，让他更加加深了对国内投资环境的认识，为他开拓新的投资领域打下基础。

　　学习在国内投资房地产，这是最近徐伟春为自己和几位伙伴找到的又一新领域。通过和同在希腊的翁进东等浙商合作，投资规模已达五六亿元。

　　从希腊转战国内，徐伟春最不适应的还是政策环境的巨大差距。也因此，他总是抱着摸索和谦卑的态度，“国内那么多房地产大佬，我只是个小学生。”他这么自嘲着。为了更加熟悉国内的投资环境政策、加快融入，他还申报了清华大学进修班。

　　正在努力逃离欧洲金融风暴中心的徐伟春，已经逐渐将重心完全转移到国内。除了妻子依然留在希腊照看生意，小孩也已经转学到国内学习中文。“未来更多的商机还是在中国。”说完这话，徐伟春又匆忙踏上了飞往深圳的飞机，他要去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