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人民日报记者 王慧敏 江南) “翻好‘高低杠’”，在浙江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

　　何谓“翻好‘高低杠’”？“高”是传统产业高端化，“低”是高碳产业低碳化。正是凭借“高”和“低”，浙江这个资源匮乏的省份，经济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论经济总量，这个只有1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小省，全国排位第四！更可贵的是，浙江探索出了一条“经济高速发展、生态日趋优化”的路子。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0%，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生态环境被评为“优秀”的省份。

　　“生态指挥棒”导出绿色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率先“试水”的浙江，也首当其冲遭遇“发展瓶颈”：在传统粗放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发展方式下，一些地方“生活富裕了，生存环境恶化了”。

　　浙江的决策者们敏锐而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并不代表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山清水秀、空气清洁、食品安全的良好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资源，同样十分重要。

　　2002年开始，浙江推出了“生态省建设”工程，发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强音。在省委、省政府的帮扶下，安吉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首个国家生态县。在安吉县的示范带动下，浙江省生态县建设如火如荼。

　　200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省委、省政府依然旗帜鲜明地提出：环境保护的“硬杠杠”不能宽，节能减排的“紧箍咒”不能松。省里决定：对选址不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不符合产业政策等要求的项目，实施禁批制度，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浙江还设立了红、橙、黄3色预警牌，上半年完成减排任务不到全年度40%的市、县都可能收到这样的预警牌。而收到“红牌”的市、县，必须在1个月内制订出整改措施，并付诸实施，逾期将受到惩处。

　　为使“绿色理念”深入人心，浙江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将“青山绿水”纳入其中。在以山区为主的丽水市，半数以上乡镇不考核工业税收、招商引资，而是考核生态产业、生态环境。

　　“生态指挥棒”，有利于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功能定位的地区因地制宜谋发展，避免“长跑的和游泳的一起比赛”的弊端。用当地干部的话说，抓GDP增长是政绩，解决民生困难、生态环保问题同样也是政绩。

　　这些措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不以牺牲未来利益为代价追求GDP增长，成为全省人民的共识。而躬身生态建设，则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统计显示，浙江生态省建设累计投入千亿元资金，省级财政投入治理污染和生态建设的资金是全国最多的；近5年来用于生态建设的资金相当于同期GDP的2.0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做好“加减法”引来绿色经济

　　翻好“高低杠”，前提是必须做好“加减法”。“加”是做大做优、提质增效，“减”是限小汰劣、治污减排，实现资源整合、节约资源能源。

　　今年杭州富阳市两会上，每位代表、委员都收到了一套包括笔记簿、名片夹、U盘、圆珠笔在内的特殊礼品，每一样上面都印着一句“我曾是个饮料盒”。

　　这些礼品正是由废弃的饮料盒为原料生产的。杭州富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一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可以从牛奶饮料盒中分离再生纸浆、塑料粒子和铝粉，并设计加工出30多种产品。这家公司去年一年就处理废弃饮料盒1.5万吨，相当于种植16.5万棵树，节约105万吨水，减排二氧化碳3.75万吨。

　　富阳市经贸局局长申屠裕仁自豪地介绍说，富阳造纸企业每年总产量650万吨，都以废纸为主要原料。“如果以木材为原料，每年至少得‘吃’掉2000万立方米木材。”

　　不仅原料绿色环保，对污染的治理也体现出循环发展的特色。富阳近年累计投入20.6亿元，关停152条“低小散”造纸生产线，建成日处理能力60万吨的4座大型污水处理厂。在此基础上，率先将过去“资源—产品—废物”单向直线型的造纸流程，改造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圆周循环型，形成一整套循环发展的新机制。造纸企业同时也是清洁能源的转换者、再生资源的利用者。

　　将发展生态经济与推进转型升级紧紧联系在一起，经济发展的绿色篇章，正在浙江各地精彩演绎：没有矿产资源的台州市，在金属资源再生方面发掘到一座“城市矿山”。路桥区每年处理的废旧金属制品超过300万吨，再造出近200万吨钢铁、40万吨铜、10多万吨铝。

　　不久前，浙江再次启动100项循环经济重点项目。有人断言：未来，“绿色经济”将是浙江经济的主基调。

　　优化城乡生态营造绿色环境

　　高品质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的丰盈，更应该是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浙江提出，既要打造“绿色城镇”，也要建设“美丽乡村”；要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舒适的人居环境。

　　近几年飞来长兴栖息繁衍的数万只白鹭，成为评判当地生态环境的“活指标”。仅仅在5年多前，长兴还是小石矿、小水泥、小蓄电池企业遍地开花，满天浓烟滚滚、满目尘土飞扬的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

　　“走进蓄电池企业，有的车间铅雾弥漫，即使戴着口罩，一天下来鼻孔也是黑的，”当地环保部门同志回忆说。蓄电池企业的无序发展，使环境状况亮起“红灯”。最严重时，导致一个乡近500个孩子发生铅中毒。

　　“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长兴的决策者在反思。痛定思痛之后，长兴开始一场“壮士断腕”式的产业污染大整治，并逐步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补上“欠账”。用了5年时间，长兴蓄电池企业数量从175家减到50多家，排放废气中重金属总量削减了3/4，年产值却从9亿多元壮大到103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环保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仅环境绿化一项，长兴近8年内就投入资金14.5亿元。长兴县森林覆盖率由2004年的43.2%提高到51.3%，饮用水源地水质合格率100%，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1.8%。如今，长兴已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公园协会命名的“国际花园城市”。

　　优化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浙江尤其重视机制创新，构筑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并重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

　　今年6月，环保专家对嘉兴市南湖区11条河流的交接断面进行水质监测，发现劣五类水比两年前下降20%，部分河段开始出现四类水。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将之归功于用市场手段推动减排、保护环境带来的成效。南湖区3年前开始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控制排污总量的前提下，鼓励企业买卖排污权指标。

　　排污权交易蕴藏的盈利空间，促使许多企业想方设法挖潜减排。排污权交易带来的压力，转换成为不少企业投资环保的动力。到今年年初，南湖区已提前1年完成省里下达的15%的减排任务。

　　为建设“绿色城镇”、“美丽乡村”，一项项环境治理整治工作在浙江相继展开：在城镇，治理城市烟尘、粉尘和汽车尾气，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营造“城市森林”；在乡村，多年连续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逐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中转、县处理”，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开展村庄绿化。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浙江生态环境质量在全国位居前列，生态环境状况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评价为“优秀”。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空气中和江河湖库地表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浓度，分别较2003年下降了19.4%和11.5%。

　　提倡“低碳生活”播下绿色文化

　　要想让绿色成为未来浙江的永续基调，必须播下绿色文化。

　　6月28日，桐庐县横村镇阳山畈村，桃林拥裹的村中心广场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等来到这里，出席浙江首个“生态日”活动，并为“浙江生态日”标志揭牌。

　　2010年6月30日，浙江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同年9月，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每年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这是我国首个设立的省级“生态日”。

　　此前，在浙江安吉、武义、开化等地，已先后设立县级“生态日”，以弘扬生态文化、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

　　2003年，森林覆盖率高达71%的著名“竹乡”安吉县在全国率先设立“生态日”，每年“生态日”，各乡镇都要举行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

　　“中国温泉名城”武义县，从2006年开始确定“生态日”后，走环境差异型发展路子的思路更加统一。保护出生态，生态出效益，武义人尝到了生态文化带来的甘甜。

　　坐拥钱塘江源头的开化县，去年首次举行“生态日”活动，众多机关干部、社区党员、各界群众冒雨参加环境卫生大清扫、垃圾清理等活动，全民生态建设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除了设立“生态日”，浙江还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播绿计划：除了推动茶文化、竹文化、石文化、海洋文化传播，还将制定生态道德规范，倡导生态伦理，对领导干部、大中小学生和基层群众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充实环保绿色志愿者的队伍，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杭州市还实施低碳新政，率先提出要建低碳经济、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生活、低碳环境、低碳社会“六位一体”的低碳城市。

　　涵盖绿色出行、低碳办公、有机生活等内容的“低碳行动”，不仅仅是一种时尚、一个口号，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身体力行。在宁波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人骑车上下班；在杭州，垃圾分类已遍及大部分居民小区；在绍兴，“多晾干、少甩干”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

　　“今天你低碳了吗？”浙江人在暗暗比试着呢！

　　(原载2011年9月18日《人民日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