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听听当天晚上到现场采访的记者,他的描述是什么样的。
朱承立《温州晚报》记者:事发当晚我采访了十多名围观者,其中包括八名目击者,除了一名目击者一再讲述马文聪讲过“我爸是市长”外,连受伤小孩的妈妈刘秀英也说没有听到过这句话。那位目击者之所以那么说,也许是担心马文聪家里真的有权有势的话,而且警方或者相关部门不公开处理的话,很有可能对受伤者不利。所以我个人感觉,他们也是想传这样的话的时候,希望弱者能得到群众力量的帮助,能够让事情更加快、更加好地解决。
白岩松:今天我们来关注这个事情话要分两头,一头是这个叫马文聪的富二代,他爸是一个电器公司的老板,在当地这家企业并不是特别有名,他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受到法律最后认定了之后给予相关的处罚,他现在也已经被刑事拘留。这个事情我们放到一边去,这个应该交由法律去解决,这个事情是怎么酝酿,冲突究竟是怎么演变的,应该是公安以及将来的司法程序去解决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更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的样本、一个案例,假如说一句不存在的话为什么出现了,出现了之后为什么真的这么管用,一下子就把人群全部聚集起来,而且一聚集就五个多小时。
还有一位媒体的撰稿人,有这样一段对现场的叙述: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开车价值140多万元的奔驰车,势必非富即贵,必定不是寻常百姓家的孩子。所以当有人喊出“我爸是市长”之时,很多围观群众便信以为真。据当时现场目击者称,我爸是市长引发了群众的愤怒。有人对奔驰车放气,有人用利器划车,有人开始砸车,砸车之后,砸车之后有人将车上的物品席卷而去,还高兴地说,“终于砸过奔驰车了”。这似乎变成了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最后的聚焦在说了“我爸是市长”这样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基础又不存在,这个时候我们恐怕很多人都要思考,我们也有可能成为围观者当中的一个,而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呢?
还是要回到现场,再去看一下。
朱承立:大概在10点30分的时候,有电话打给我们,说有一个开奔驰的人碾压了一个人。当时其实还说得太夸张,说碾死了人,因为现在爆料者经常夸张成份,我们迅速找到了目击者。
解说:
当晚朱承立赶到现场已经是夜晚11点20分左右,奔驰车主马文聪已经被带上警车,周围是围观的人。这个场景的由来却是一个半小时的一次因为停车导致的小口角。
朱承立:马文聪到达案发地点要停车位,但是这个停车位被小商店店主在那里放了一个矿泉水的箱子。我跟刘秀英求证,我说你为什么把箱子放在这里?她说是为了占位用的。然后马文聪当时之所以跟她发生争执,也是为了想要把车停在车位里去。
解说:
停下车之后,马文聪随即冲入店中,砸玻璃柜台泄愤。之后刘秀英的孩子头部受伤,而不是蓄意打人,实际当时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刘秀英说是故意而为,而马文聪则说,是把一个计算器摔到地上反弹起来打到的。
朱承立:她旁边的一个猪肠粉店的老板娘,基本上是其他第三方的证人。我找到了老板娘,我问她你也没有看到马文聪打小孩?她保持沉默,然后小孩的妈妈就说,他肯定打了。猪肠粉店的老板娘继续保持沉默,然后她突然说了一句话,“好像打了”。
解说:
孩子受伤后,马文聪曾试图赔偿三百元钱私了,随后又准备开车离开。刘秀英一边找电话报警,一边叫喊“女儿被打流血了”。正从对面东都大厦A幢楼下牛杂点心店出来的邓春雷、朱勇猛、吴晓丹三人听到喊叫后,想要拦住该奔驰车。吴晓丹站到该车驾驶室旁拦,但没想到突然被该车卷入车轮下。
朱承立:当时包括林赛雯(马文聪的女朋友)说,她看到有人卷到下面,她大叫起来了。旁边的朱勇猛、谢女士、陈女士也大叫起来,说有人在车底下,还是发生了前后车的一个动作,但是马文聪不承认是故意把他碾压了。
解说:
碾压的确存在,吴晓丹受伤。这样的场景深深地刺激了周围的人,纷纷围上来,当朱承立赶到的时候,看到的是情绪激烈的一幕。
朱承立:现场群众就是因为受了小孩被奔驰车主打了,受着“我爸是市长”这样的一个说法,现场楼上、楼下、旁边的人全都围上来了,有些人在微博上看到,温州市的其它地方开车赶过来看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发酵了。大家就围着警车,不让警车走,包括家属也都过来了,家属也不让警车走。
解说:
随后警察努力地满足各方要求,协调着现场。而之后不久,其实各方记者都陆续离去。
朱承立:报纸清样时间就是12点,截稿时间往往就是11点。
解说:
事实上现场最终只剩下了朱承立一个媒体记者。应围观者要求,警方一直在联络别的媒体,希望再有一家到场,监督办案过程,但由于时间太晚,未能实现。一直到凌晨三点左右,当事双方、主要目击者包括记者都坐上警车才离开现场,事情得到平息。
白岩松:在这个过程当中,温州当地的警方还是相当顺应民意的,被老百姓给扣在那儿之后,没有去强行地把年轻人带走,或者怎么样,而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大家进行沟通。最后凌晨三点多钟离开,而且在确保记者都会跟我们去,我们不会把这个案子私了,或者假如他爸是市长去袒护或者怎么样。最后老百姓才让他们走,最后五个来小时。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很快的。在目前传播环境下,微博报道迅速出来,但是当“我爸是市长”这句话一出来之后,迅速地点燃了大家的情绪,人越聚越多。
今天我在进行搜索的时候,发现有相当多的新闻评论在评论这件事情,但是是把“我爸是市长”当成已发生的事实进行非常辛辣的讽刺和相关的评论。但问题是当现在无法去证实,而且可能不存在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评论快是不是要思考,我觉得这都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因为一切要以事实为依据。
那么还有一个在今天节目开篇的时候,我用了第四个媒体的标题,就是警察搂着孩子的肩膀引发大家的联想,这又是怎么一件事呢?
来,我们看一下背后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让很多的网友,包括公众觉得一看关系特好。请大家注意,这个孩子的脸,他露出了这种笑容,大家就会觉得,他进了警车之后,警察还跟他勾肩搭背的,而且他还露出了笑容,是不是非常熟悉?他爸不是富商就可能是官员了,这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这张照片背后又是什么样的事实呢?
来,听当地记者采访了解的相关情况。
温州晚报记者朱承立:我当时就是在车头,当时群众的情绪都是担心马文聪被调包,群众都要求记者、媒体甚至群众自己拍照做一个见证,但是警方开始是不同意,因为可能担心涉及隐私或者涉及其它方面。但是后来因为群众情绪非常强烈,把马文聪的手拿开,让大家拍,让大家拍的时候,马文聪非常不配合,手还是拼命地捂着自己的脸,但是警方还是把他的手打开了。就是在手被打开的一瞬间,因为我很正面地对着他,感觉他很无奈地在笑。
白岩松:一个孩子一瞬间可能懵了,而且他用手在捂着自己的脸。因为当时群众都说,留下证据,万一最后没看清他是谁,明天给调包了,把他的手弄下来,拍一张照片。最后警察是顺应民意把他的手给拿下来,孩子的笑容我们也搞不清一瞬间是怎么样。可是就这样一个照片又引发了大家相当丰富的联想。
回头去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当那个事情过去了之后,我们要有一种理性,慢慢地成长起来,遇到很多事情都在通向未来我们期待的一种局面。
专栏作家潘采夫写这样的事的时候:这样一起看上去挺无厘头的事件,实际上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他因偶然事件引起一次事故、一句传言,甚至一个谣言都可以迅速引爆;其次,没有明确的组织者,从围观到参与并没有利益驱动,只是发泄某种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往往是对社会现象的不满,于是开奔驰的人被合理化地想象成有背景的某二代,冤,还是不冤?
陈东升,(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他说的挺有意思:一句谣传的“我爸是市长”,煽起了千余民众的愤怒,围着警车5小时不让走,最后把一百多万元的奔驰车也给砸了。市长是人民公敌?奔驰车有罪?仇官仇富?法不责众?是同仇敌忾还是集体无意识?为何会有“我爸是市长”的谣传?“我终于砸奔驰了”反映什么心态?猜疑、怨气和仇恨的蓄积蔓延,谁是赢家?是的,我们都需要慢慢地去思考这样的答案。
接下来再看看《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位同仁,他对这件事情的分析。
李鸿谷《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我们国家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时期,需要重新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甚至四次分配来获得相对的社会公平、公正,而这个需要一个缓慢的、长时间的制度设计的过程。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必须共同面对和共同担当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形成抱怨、冲突然后激化,形成一次一次的社会事件。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更理性来看待的过程。
每一个当事人,每一个在现场的人,他们其实在现场所看到的那些点滴的信息都是片断的,不足以使那些围观的人能够得出关于这个事件的完整的理解和完整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特别有赖于像记者这样专业人士,对这个事情做出完整的、接近事实的一个解释和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记者就基本上失去了基本职业操守,他们迎合的是想象,迎合的是他们跟观众、围观者是一样的。他们也是看到片断信息,而这个片断的信息本身形成的其实是不真实的一个东西。
白岩松:这件事情给我两点思考:第一,我们都希望公平、正义并且去推动,但是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不是正在跟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甚至更过分,这样的话情何以堪;
第二,我们的富一代在创造财富、拼命打拼的时候,觉得我只要给我的孩子留下了物质,就算我尽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责任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在失去教育和某些引导的情况下,随时会把财富变成灾祸。
好了,今天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