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弯弯，是否通向山外的世界。黄莺 摄

　　浙江日报讯 (记者 杨丽 李茸)

　　开化长虹乡蹲点体验小分队

　　蹲点期间，我们住在长虹乡中心学校长川校区，这个村小每个年级1个班，一共有166个学生、10位老师。刚看到那几个年轻女老师时，我们眼前一亮，她们几乎个个清纯靓丽，普通话标准，也很会和学生互动。

　　听到我们夸奖，中心校校长余耀明笑着摇头：“条件越好，越留不住啊。”他说，年轻老师难得，对于素质好的，学校都会全力培养，送他们到开化县里、衢州城里甚至杭州参加各种培训、比赛，但当他们成为教学骨干后，一般不到五年就走了。去年就一下子走了三个骨干老师，分别去了衢州、开化和比长虹繁荣的邻镇，其中一位还是数学教研大组组长。现在，光是开化实验小学就有长虹输送的6位骨干老师。

　　“我们37个老师中，50岁以上有23位，30至45岁黄金期的就我一个。好老师留不住，教学质量怎么能上去呢？”余校长的感慨，促使我们调研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

　　学费和就业双重压力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北大、清华的农村生源所占比重不大，且连续多年下滑。2011年清华录取的新生中，县级以下中学学生只占七分之一左右。农村学生升入名校的机会越来越少，知识已经难以改变命运，阶层流动通道堵塞。这一观点引起社会关注。在乡下教了30多年书的长虹中心校原校长姚伟东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在我记忆里，乡里近二十年来出过两个清华大学生。北大、中国人民大学也都有，浙大更多些。但这两年考上名校的越来越少了。”姚老师说，首要的原因，是农村贫苦孩子希望通过读书向上流动的欲望，没有以前强烈了。

　　我们所蹲点的虹桥村，人均年收入5000多元，附近村有的比虹桥村还要低。但是现在一位普通在读大学生学费、生活费等各种费用每年至少1.5万元。这对于农村困难家庭是很大一个负担。因此一些农村学生即便考上大学也难以负担高额学费，有些贫困大学生需要社会救助以及贷款完成学业。

　　在我们走访的村民中，有这样一户人家：10多年前，在衢州市就读高中的大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他们曾在村民艳羡的目光中倍感光荣。然而，10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住在4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泥木结构，地面坑坑洼洼，在村里越来越多的新楼房衬托下显得那么孤零、触目。

　　女主人汪小花告诉我们，儿子在衢州念高中时，光学费和生活费要四五千元一年，而他们两夫妻靠打零工养活一家四口，年收入才3000多元，入不敷出。后来汪小花生重病，为治疗举债至今。儿子虽然每年资助一些生活费，但根本无力为父母翻建新房。“她家成了教育致贫的典型。”汪小花哥哥说，现在村里很多人羡慕的，是谁家的孩子打工挣得多，而不是书读得好。

　　大学生就业难，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就业更难。许多农村考生即使上了重点大学，也无法获得理想的工作，出现“大学毕业即失业”。正是这种现象，改变着农村社会“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的传统观念，通过读书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欲望无法不受限制。

　　师资流失无可挽回

　　教育资源不均衡，是农村教育遭诟病的原因。

　　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了大多数名师、名校，而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则相对稀缺。城市学生不仅可以上名校，还能参加各种辅导班、特长班，享受多种加分政策，这些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却遥不可及。我们随机调查了10来位虹桥村的在读初中生，他们说从来没参加过辅导班，只有今年夏天，有位回村过暑假的大学生办了个辅导班，有的孩子去上了几天课。

　　对于校长们耿耿于怀的师资问题，和我们同住的年轻老师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安心长期留在乡村，关键不是待遇。现在教师实行绩效工资，乡村教师与城里教师工资待遇一样，还多了一块农村老师任教补贴。

　　真实的原因在于，乡村生活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去城里，不仅生活方便，文化生活也丰富，也有利于下一代的教育。“举个最实际的例子吧，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女孩子，留在村里连个人问题都解决不了。”25岁的女老师黄琦说，为此她一心想考到县城的小学去。

　　年轻骨干老师流失，对当地教学可能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黄琦4年前毕业到乡中心校的另一个校区下坞校区时，除她之外的所有教师都在50岁以上，没有一个能胜任英语教学。因此她不仅担任了一个班的语文教学，还教全校的英语课！“那时累得像陀螺一样”。

　　我们在长川校区亲眼目睹两位学生来办转学手续，一位年纪大的教务人员怎么也玩不转网上学籍管理系统，最终还是由黄琦搞定了。难怪，想到黄琦可能要离开这里，余校长要愁眉不展了。“2008年我们还送黄琦去杭州外国语学校，参加省里统一组织的农村英语骨干老师培训，都是省里专家手把手地教，她提高很大。现在，唉……”

　　“当然，教学装备也不一样。城里学校每个班都有多媒体，我们总共没几台电脑，平时当宝贝似的锁着，其实都已不能用啦，有10年历史了。”余校长说，农村学生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

　　留守儿童更需关爱

　　这组数字令人心生忧虑：长虹乡全乡目前在校小学生535人，其中90%以上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的留守儿童。

　　负责长川校区的吴树根校长在农村教了一辈子书，对此很有体会：“家庭教育对学习影响很大。家长重视程度不一样，会导致孩子学习成绩相差很大。现在乡下普遍是隔代教育，学习习惯很差。比如有的孩子不做作业，还欺骗爷爷奶奶。”

　　吴校长说，留守儿童这10年来越来越多。“据我观察，留守儿童有两个问题：一是娇气、二是懒惰。农村孩子一向吃苦耐劳，但现在这种品质大大减弱了。许多家长在外面打工，平时见不着，就用零花钱、零食等来抚慰孩子，祖辈也过于溺爱。现在孩子生活条件好了，但远没有当年的孩子勤奋”。

　　曾当过中学校长的长虹乡原人大主席徐梦来的说法，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重视教育、有条件的家庭都送子女去城里读书了，从数据上看，农村生源的大学生比例肯定会下降。

　　确实，村里能干的、条件好的离开了，有些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城里读。星期一早上，村里的大车小车争着把孩子往开化城里送，已成了乡村一景。我们在长川校区，碰到一位家长来为孩子办转学手续。这个叫黄素芳的女子，一直在杭州的服装厂打工，儿子则在本地读3年级，这学期，她和丈夫为了儿子的前途，一起到开化打工，在县城租了房子，把儿子转到县城小学。

　　余校长提供的数据印证了这一事实：近年来长虹乡小学生生源不断下降，前年556人，去年541人，今年535人。当然，其中有的转学到父母打工所在地了。

　　但这些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些留在村里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可能更为贫困，环境可能更为恶劣，前途可能更为渺茫。因为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许更需要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