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1951年生于北京市，1984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就是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保持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我今天讲的是《儒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想先从今年年初国家博物馆前，立起一尊孔子像说起。当时国内外媒体都很关注，1月14日下午，伊朗国际新闻电视台记者就此事来采访我。

　　记者问：在天安门广场(国博前)立起孔子铜像有何意义？孔子思想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回答：立起孔子铜像，这是我们更加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一个标志。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他删述六经，建立儒家学派，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赖孔子而传，春秋以后的文化赖孔子而开。我们尊重孔子，就是尊重他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在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经过一百多年的曲折历史，近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正在走向复兴。孔子思想、儒家文化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一些优秀传统，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阶段性，也有连续性。我们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也就是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保持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这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记者又问：孔子与毛泽东、孙中山、马克思是什么关系？

　　我回答：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受到杨昌济等一流学者的教育，他的思想中有国学的根柢。孔子是中国古代的至圣先师，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的一位伟人。孙中山的伟大功绩是结束了中国的君主制，而建立了民主共和制。毛泽东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给予总结，继承他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例如上世纪50年代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近年又提出“以邻为善”、“和谐世界”，就包含着儒家的“忠恕之道”的思想。周恩来总理曾经说，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记者又问：为什么在五四、文革时期孔子受到批判，而近几年又重提孔子？

　　我回答：五四时期的“批孔”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有一些人把“尊孔”与复辟帝制联系一起，“批孔”主要是为了“巩固共和政体”。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给予总结、继承，这种认识应该是正确的、正常的。而文革时期把“批孔”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这是很荒谬、很不正常的。

　　我们重提孔子不是始于近几年，而是从文革结束以后就开始了对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重新评价和研究，如成立了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等组织团体，在各高校也建立了儒学研究中心、儒家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近几年孔子思想、儒家文化愈来愈受到尊重，这应是我们重新评价和研究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结果，当然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

　　不过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在国博前立孔子像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雕像不久后便被移走。这说明，我们对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认识还有较大的差异。于是我想起了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应科学地研究孔子、评价孔子。”我们要想取得对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相对共识，恐怕还是得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孔子。

　　随着“哲学”观念的引进，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这次我来衢州，参加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我们现在研究儒家文化，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经学方式来研究，还是需要用哲学观点来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弄明白经学与哲学的关系。

　　什么是经学？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经”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而“经学”始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后，经学成为“中国的统治学说”。民国时期的刘咸α发挥章学诚之说，认为“经乃子、史之源”，“集乃子、史之流”，这很可以说明“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源和统率地位。

　　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把由孔子至《淮南子》称为“子学时代”，把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至清末的康有为、廖平称为“经学时代”。“经学时代”的最大特点是，由圣人所裁定的“经”，已被确立为“天下之公理”，“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爱”，也就是旧瓶装新酒。

　　1840年以后，中国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洋务运动开“中体西用”思想的先河。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担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临终前留下《遗折》，认为中国欲达富强，不能“遗其体而求其用”。因此，学习西方文化的制度层面就是必要的。

　　甲午战争后，郑观应、康有为等有识之士上书清廷，要求在学校开设哲学科，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的两次学制改革，都把“哲学”排除在外。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哲学”是深怀畏惧的。

　　与此同时，“哲学”观念却日益深入一批新学人的思想。梁启超在1901年作《南海康先生传》，称康有为是“天禀之哲学者”，在1902年所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不仅使用了“哲学”概念，而且率先使用了“中国哲学”概念。

　　1906年，王国维写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指出《章程》的根本之误在于“缺哲学一科而已”。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不可不特立一科”，经学科和文学科(包括史学)也“不可不授哲学”。

　　随着“哲学”观念的引进，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改革又必然带来中国文化之思想观念的更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新教育当包含“隶属于政治”的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和德育主义教育，也应包含“超轶政治”的世界观和美育主义教育。依此精神，教育部规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其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进入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北京大学哲学门于1912年成立。“哲学”观念的引进，使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得以确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所“因”的“常道”和“中华精神”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汉末的经学家马融说：“所‘因’，谓三纲五常也；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也。”以后，“三纲五常之道不可变革”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教条、一种定式。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重申了“三纲五常不可变革”的思想。他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辛亥革命之后，窃取了国家权力的北洋军阀搞“假共和”，出演了两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保守派欲“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他甚至也说“君臣之道，不能须臾离，而孔子之教，无可毫厘疑也”。

　　尊孔与复辟帝制的密切关系，是儒家文化在五四运动时期遭受最致命打击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以“民主”与“科学”救中国，反对儒家的“纲常阶级制”，其进步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对“纲与常”未作适当的分析，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这时的“尊孔”与“批孔”，其焦点在于“孔子之道”是否尚有现代价值；当时的“批孔”并没有否定“孔子之道”的古代价值，而其历史局限在于否定了“孔子之道”具有现代价值。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道德之“变”与“常”》指出，道德不仅有“变”而且有“常”。“变”，是指道德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展的时代性、变革性；“常”，则是指不同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即道德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

　　不仅道德的发展有“变”亦有“常”，而且“变”与“常”也是“文化之实相”的重要属性。张岱年先生《西化与创造》一文中说：唯用辩证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笼统。唯用辩证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他所说的“整”就是文化结构的系统性，“分”就是文化要素的可析取性；“变”就是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异”就是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同”就是民族文化中的世界性、普遍性。

　　我们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辩证关系，才能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走综合创新之路。

　　最后我再讲一下儒家文化的“常道”。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所一以贯之的、我们在现代也应该继承和发展的“常道”，我认为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

　　其凝聚为《易传》中的两段话，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所“因”的“常道”和“中华精神”。

　　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既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又对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有所“损益”，所“损”者如君为臣纲等等，所“益”者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等等。

　　中华民族正处于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的时机，怎样在振兴经济的同时处理好经济与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我们应深入思考和正视的重要问题。

　　（本期策划/许彤 吴锡标 文字整理/记者李啸 实习生徐倩云 摄影/记者鲍卫东）

　　-现场侧记

　　带着笔记听讲座

　　孔祥楷先生也在现场边听边记。

　　“千年儒风浸书香，南孔雅韵润学子”。10月13日下午2点半，市民周先生看到衢州学院门口的这两行大字，轻轻念了一遍，随后径直走向衢州学院图书馆报告厅，等待第25期衢州人文大讲堂的开讲。本期人文大讲堂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他的讲题为《儒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距离讲座开始还有10分钟，能容纳200人的报告厅里已经坐满了人。特别是后排座位，全部被学院学生占满。据学院老师相告，本期讲座吸引了全校150多名师生，学生来自中文专业，老师则来自各系各专业。

　　不管是校内的师生听众，还是来自校外的市民听众，几乎都准备了笔记。“我是来学习的，听得懂的，听不懂的，都要记下来。”市民周先生谦虚地说，有幸生活在东南阙里，理应多了解儒学。现在能这么近距离地聆听专家讲座，与专家面对面地交流，自然要好好珍惜。

　　离开讲还有5分钟时，报告厅里走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孔祥楷先生。他身着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本黑色皮面笔记本，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引导，径直往里走，坐在了校外听众席最后一排的正中间位置。他摊开笔记本，放好钢笔，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静静地等待着讲座的开始。

　　显然大家都注意到了孔祥楷先生的到场。李存山研究员的讲座，也特地以“看到孔祥楷先生在座，感到非常荣幸”作为开场白。

　　李存山曾是去年第三届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的座上嘉宾，曾就当今时代多元化视角中的儒学发展问题提出了独到且富有建设性的观点。这次的讲座，主要围绕儒学研究中的四个问题展开。他从国家博物馆前立孔子铜像说起，讲了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又讲了经学与哲学的关系，还讲了文化的“变”与“常”，最后讲到儒家文化的“常道”。

　　整场讲座中，李存山旁征博引，不但让人看到他渊博的学识，也感受到他质朴扎实的治学风格。听讲者有的埋头疾书，奋力记下李老师的观点；有的索性举起相机，将李老师的“讲义”一一记录收藏。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透露说，李存山先生前一晚9时许才赶到衢州，为了这次人文大讲堂漏夜赶稿，精心准备了当天的讲座。话音未落，现场响起了一阵掌声。

来源：衢州日报 记者 巫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