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24日讯 大约4000字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引发热议，参与其中的，有媒体、学者、文化公司的负责人。它的关键词是“文化”，首次提出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多数普通大众看来，它离自己有点遥远，可当那些部署和目标细化为具体的文化产品，它已然渗透于生活的各个角落。

　　人民出版社代总编辑辛广伟在接受采访时说，国家对于文化的重视，“对于出版产业来说，尤其是在内容方面，更有利于出版一些传世的、对整个民族和世界产生更大影响的作品。”那么，我们不妨来说说阅读，毕竟，书籍对多数人来说，是最为触手可及的文化生活方式。

　　生活在当下大环境中的我们，并未花多少时间去研究我们的文化心态和构建，现在，如果你愿意，倒可以从他人的著作中去探究。今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该书正在新华书店热销。作者以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笔调，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另一方面，作者分析，中国文化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

　　而由叶取源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化产业评论》则将文化界学者对中国文化产业的研究探索网罗在一起，展现了各种不同的视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建设论》则是王能宪博士的演讲集出版，这本书被称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著作。如果愿意静下心来阅读，顾准的《顾准文集》、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及《中国文化的命运》、胡适的《胡适文存》、刘小枫的《中国文化特质》、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以及成中英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都值得一读。

　　对于文化，我们照样需要横向的对照，孙有中等人编著的《美国文化产业》主要介绍了美国文化产业市场的最新情况。

　　也许，这些书并没用畅销小说那么可读，但它们提供了于文化这个命题上认识自我与他人的窗口，了解之后的行走或者奔跑，或许将更加游刃有余。

　　《中国文化的命运》

　　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70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该《评论》是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而诞生的，2003年创刊；记录下了这些年中国文化产业学术界，在建构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所作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已经取得的成果。

　　《评论》的第二、第三卷连续刊发了香港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编者收到了来自英国和美国学者通过电子邮件投来的稿件。这些元素也反映在第四卷《评论》中。

　　《文化建设论》

　　该书系王能宪博士的演讲集，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著作。　王能宪曾在大学教书10年，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进入文化部工作。

　　该书是他在文化部和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工作期间的演讲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于文化问题的思考。具体有以下几个特色：一、作者对文化问题的认识、立场、观点、与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方针是一致的，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二、有学术的追求和学术的品格；三、因全书是“演讲”的实录，语言流畅，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

　　《顾准文集》

　　顾准思考的是全世界的问题，他从古希腊民主政治出发，与中国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得出了让无数人深思的结论。这是他在文革时写下的东西。他在他个人最黑暗的时候，思考着国家最光辉的问题，而且他自己受了很多的苦，他的孩子跟他的关系都决裂了，但他仍然为国家做了很多思考。所以，顾准被喻为“黑暗时唯一在思考的人”。当代中国有没有思想家呢？如果有的话就是顾准。

　　《中国文化史导论》

　　也许在钱穆的叙述中，传统文化被提到了无与伦比的诗意境界，成了一种极其艺术化和理想化的“和平文化”；“民族融和”和“国家凝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它既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也没有保守的民族观念；它应当是“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对于世界必有大的贡献。

　　对于中国文化透露出来的专制主义色彩，他将之归于异域文化的入侵和传统文化自身的弱化，谈到这里他的感慨与叹息跃然纸上：“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形发展……”

　　《美国文化产业》

　　“世界文化产业丛书”之一，由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陆地教授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编写。该书主要介绍了美国文化产业市场的最新情况、管理制度和发展模式以及经验教训等，内容涉及出版业、电影业、电视业、广播业、音像业、广告业、演艺业、网络业等方面，资料翔实，数据丰富，历史与现实衔接，宏观与微观兼具，亦述亦评，饶有新意。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有人说该书只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纪念品”，似乎只有怀旧的意义。有人却认为，它是继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之后，关于中国文化最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之一。

　　如果说鲁迅的呐喊是文学性的，那么孙隆基则从文字学、文化学、历史学切入，对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解释。他的见解未必就是定论，但他提供的一家之言却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记者 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