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10月22日电(记者 冯源 谢云挺)怎么样让农民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农民是否只能当“送戏下乡”的观众，农耕时代的文化精髓如何在城市化浪潮中得到传承发扬？浙江近年来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村群众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角，使和谐乡风吹拂吴越大地。

　　欢歌笑语处处闻

　　嵊州市长乐镇上南庄吹打乐队的成员都是“泥腿子”出身。最初他们会把简谱的“哆来咪”念作阿拉伯数字“123”。如今，这批泥工、木工、老板、庄稼汉已经可以演奏60多首曲子，连续吹上4个小时，每月要演出36场。50名队员里还有8对夫妻、2对姊妹和2对父子。在乐队，他们既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更是和谐相处的队员。

　　在以钱塘潮闻名中外的海宁市，当地的“潮乡系列”本土文化活动包括“潮乡百灵”歌手擂台赛、“潮乡戏苑”戏曲比赛、“潮乡影人”摄影作品展、“潮乡琴韵”少儿民乐大赛、“潮乡墨舞”书法作品展和“潮乡画韵”美术作品展六大系列活动，为本土的声乐、戏曲、摄影、器乐、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交流的舞台，也挖掘了一大批本土文艺人才。

　　竹叶龙是安吉县上舍村的一朵民间艺术奇葩，整条龙由12节花灯衔接而成，演出时有龙入阵、龙戏珠、龙缠竹、龙翻身等12个造型，整条龙可分可合，制作工艺精湛，表演场景壮观，极富艺术感染力。许多外国人慕名而来，经常接待外国客人的村民鲍胜英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记者在浙江基层采访时发现，不论是在东海海岛，还是在江南水乡，或者是深山村落，都活跃着一支支由农民担纲的文化队伍。据浙江省文化厅统计，全省农村目前活跃着26652支文化活动团队，2010年开展活动585585场次。

　　“送”“种”结合善引导

　　浙江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这为政府向农村配送文化资源，实现城乡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和“种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近年来，全省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本级财政用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转移支付就达2亿元，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十一五”期间累计送9.1万场演出、110万场电影和1015万册图书到乡村。

　　但在建设农村文化的过程中，政府并不越俎代庖，而是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从2008年起，浙江就启动了“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针对农村文体队伍现状和农民文体需求实际，因地制宜、分层分类对农村文体骨干进行培训辅导。坚持“送”“种”结合。

　　根据要求，各地不但要对舞蹈、音乐、戏剧、曲艺、器乐、书法、美术、摄影等大众文化项目开展培训辅导，而且也要结合地方特色，开展舞龙、灯谜、剪纸、皮影、陶艺、木偶等农村传统民间民俗文体项目的培训辅导。

　　而“种文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农民成为文化的“主角”，而不是简单的“送戏下乡”的观众，不但要让农民成为文化产品的享受者，也要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通过自我创造，自我展示，达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每年浙江各乡镇要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文艺会演，同时鼓励农民自办文化活动，每年组织开展的县级以上和乡镇级以上大型文化活动分别要超过100场和1千场。

　　古风新风奏和谐

　　在浙江的农村文化建设中，传统的乡风民俗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安吉县2008年启动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36座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的民间艺术展示馆把18886平方公里的县域打造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博物馆”。这些展示馆“一村一品”，立足于当地的自然和文化遗存，而非千人一面。

　　指着村口文化墙上的画面，嵊州市崇仁镇新官桥村78岁的刘彩娟给11岁的玄孙讲着“新官桥村”的来历，介绍当时“官轿谦让婚轿”的佳话。自从村口文化墙上画上“孝、诚、勤、廉”图文并茂的内容，村民路过这里都会驻足观看。

　　农村文化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和谐，多一个戏台，就是少几桌赌局；多一队排舞，就是少一些纠缠不清的家长里短。嵊州市剡湖街道里坂村的资深“排舞迷”史采飞一吃过夜饭，就等着人家打麻将的电话，自从开始跳排舞以后，麻将早已被她置之脑后了。“跳排舞锻炼身体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再去当‘麻友’？”

　　嵊州市长乐镇沃基村村民喜欢越剧、门球、篮球、腰鼓，这些文艺活动对他们来说，就是必需的家常便饭。75岁的退休教师邢志兴这样总结乡村“种文化”带来的变化：“我们村只有歌声戏曲声，没有打架吵闹声，只有跳舞打球活动，没有赌博活动。”

　　东阳市杨家村是外来民工聚居地，2006年村里发生150起治安案例，到2010年只有6起。这一变化，也与村里的“农民工文化活动中心”密不可分，从2006年开始。当地先后在三个农民工集聚村建立“农民工文化活动中心”，统筹安排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高了外来民工文化素养和精神品位，丰富了外来民工业余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