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里的书够一口气说个大半年

　　大书先生陈如泉的晚年生活

　　50多年前他就开始说书了

　　第一部说的是《薛仁贵征东》

　　今年十一，69岁的杭州说书老艺人陈如泉在塘栖书场开讲传统名篇《薛仁贵征东》。每天讲两小时，只需茶费5元。时间一到，塘栖当地的老人来了不少，也有几个路过的年轻游客，被吸引着往里坐。当时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俗称“大书”的杭州评话，就是用杭州方言说的评话，南宋时就有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大书真好听呀！老先生人很瘦，但一双眼睛却精光内敛，一看就是位练家子。上台时长衫一件，手帕一块，扇子一把，惊堂醒木一拍，听众就随同穿越到了唐代。什么程咬金、唐太宗、薛仁贵等等人物，俱是一人一个演法，台上讲得活灵活现，台下听得酣畅淋漓。

　　上个星期，我又想去听陈老先生说书。却听说他歇息了，要月底才复出。终于，在老先生常去的老年活动中心门口，我有机会听老先生一番畅聊。

　　“我15岁就学说书了，拜的师傅是当年很有名的杭州说书人李宝渊，教的第一部杭州评书就是《薛仁贵征东》。”“征东”这部书，陈如泉说了有50年了，早就烂熟于心，无论从哪段讲起，他都能接上。

　　其实陈如泉本来不叫陈如泉，他叫陈荣根，如泉是自起的艺名，慕评弹大家蒋月泉之名。陈荣根小时候住在板儿巷（今建国南路），家境不错，他父亲开了家棉花店，母亲开了家茶馆。陈荣根是小儿子，生他时母亲已经四十几岁，因此格外受宠，家里人常抱着他去隔壁茶馆听书。耳濡目染，陈荣根爱上了曲艺。

　　读到初中二年级，陈荣根和家里说：不上学了，要说书。父母无法，只好让他拜李宝渊为师，从此开始了五十多年的说书生涯。

　　杭州评话的起起落落

　　老先生最有感触

　　老先生跟我说起了杭州评话的起起落落：

　　“（上世纪）五十年代，杭州到处都是茶馆，每个茶馆都有说书先生。听众不用买票，听完了茶馆伙计会来兜钱，每人随意给。后来才正规起来，改成了买票喝茶听书。因为听书都是靠着墙壁听的，就分成了讲帝王将相的长靠书，如《隋唐演义》；讲强盗游侠的短靠书，如《七侠五义》；还有一种是讲官场的官带书，比如包公、海瑞。

　　“到80年代，说书人又可以说书了，是当时的社会热点，普通的先生一天演两场，我一天演三场。一讲就是六七个小时，我讲了那么多年，就那次喉咙充血发炎了。那时候，各个地方都去讲，到绍兴，我就用绍兴话说书，下着阵头雨，外面围了一圈人，都是来听壁书（听白书）的。

　　“80年代后半期，社会上开始流行麻将、交谊舞。不光年轻人都去跳舞打麻将了，原本喜欢听书的老年人也都改成了打麻将，这些，对评书的冲击太大了，现在听书的平均年龄是70岁，搞不好杭州评话很可能要断种。有个48岁的下岗工人想跟我学说书，我说没有用，倒不是嫌他年纪大，我说这是一个没落的行业，我都没地方去说书，你学出来去哪里说呢？”

　　晚年的他依旧爱说书

　　并且希望更多年轻人爱上杭州评话

　　上世纪90年代，杭州曲艺团解散后，陈如泉就成了“游民”，有人请他说书，他就去。“去过别的单位，但别的工作都做不来，我脑筋里只有说书。要是让我不停地说，肚里不同的书能说上八九个月，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我也说过。”

　　“说书不容易的，要懂各种方言，还要懂舞台艺术，所谓生旦净丑，眼神、面风、身姿。在台上，你要会装腔作势，但在台下，你要活得有尊严。”

　　如今两个女儿已各自成家，陈如泉独居在凤凰山下，有地方请他去说书，他便去，日子过得倒也自如。夜里，他总归要先喝上半瓶啤酒，唱一会儿弹词，“一天不唱就难受”，唱完了再喝剩下半瓶啤酒。天色好时，顺山路上到凤凰山顶，“七星缸上就我一个人坐着”，山风徐来，心胸豁然开朗，“人生要拿得起，放得下”，老人说。

　　不过，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说书，他很看重年轻观众，如果年轻人也喜欢大书，并且能给它注入新的活力，让这种艺术形式发展下去，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