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雨，吴先生和妻子汪燕毅仍然乐观对待生活。

　　帮办事件：

　　关注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40年的市民吴先生，至今还没有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今年已76岁的他希望能尽早实现这一愿望。

　　记者调查：

　　1972年，吴先生的妻子汪燕毅被确诊得了癌症，这也是衢州检查出的第一例甲状腺癌。

　　汪燕毅痛苦万分，几次化疗让她不成人样，“当时我们的二儿子只有1岁，大儿子8岁。”吴老先生回想当年不禁摇头，“我们从杭州的医院住院回来，孩子看见她连连后退，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妈妈了。”

　　当时，吴先生在常山某单位上班，妻子生病已经无法上班更无力照顾家庭了。他申请调回衢州，照顾家庭。“要洗尿布、要照顾生病的老婆，”吴师傅说当时确实日子难过，“可是我始终相信，日子会好起来的。”

　　尽管对未来满怀希望，但为治病一直奔波于衢州、杭州两地的一家人竟然又迎来了噩耗：汪燕毅不幸得了肠癌。被病痛折磨的她当时体重从60公斤变成了30公斤。

　　2002年，汪燕毅的整个脖子肿了起来，“几乎和脸一样宽。”吴先生说，“癌细胞又扩散了。”尽管最后癌细胞得到了控制，可是汪燕毅不得不装上了一个人造气管。

　　这个气管是外接的，就暴露在空气里，汪燕毅说话时好像整个喉咙都在刮着风，呼呼呼地听不清，对着老伴始终乐呵呵的吴先生心里很难受。“她吃饭只能吃面条和稀饭，10多年了，我就陪着！”因为装了人工气管，汪燕毅吃饭、呼气都比常人艰难，吴师傅说最难过的还是听见她呛到时的咳嗽声。“吃饭有时候还会漏出来，需要棉花塞一下。”

　　“要是那时就有人捐赠器官，我老伴说不定就不用装这个外露的人造气管了。”40年前，就因为妻子的病开始关注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吴先生，最近这样的想法更强烈了。可孩子并不知道，有人对他的想法也不赞同，偶尔谈起来时往往也是善意地笑着岔开话题。但吴先生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自己选择这样做，也是希望能在思想上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

　　吴先生认为，捐献遗体体现着人“活着有价值，死后有意义”。他说：“我愿意在我去世后，把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需要的人、为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帮办：

　　11月16日，记者从衢州市红十字会了解到，志愿捐献器官、遗体的手续并不复杂，按照现行的相关法律条例，志愿捐献遗体、器官的市民只要本人和家属同意，到县级以上的红十字会填写登记表即可。据介绍，县级以上红十字会是我市人体器官捐献的主体登记机构，人们可联系当地红十字会。

　　目前遗体捐献基本上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除了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患者不被列入角膜捐献范畴。而器官的捐赠要求比遗体捐赠要高。原则上，有关器官或组织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除原发性脑肿瘤)者，一般都适合捐献器官。

　　“遗体捐献的程序好走，但没法实现的话，就没有了实际意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志愿人过世后，需要有执行人联系红十字会和接收单位，如果作为志愿执行人的不是捐献者家人，就很难保证顺利完成。“由于传统观念等因素,遇到家人阻拦等情况是可以料想到的，最终志愿者们能否实现捐献，有很多不确定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往往来自家属。”

　　根据我市红十字会志愿捐献科的统计，目前市本级登记的捐赠遗体志愿者已有19名，捐献成功的案例有两例。器官捐赠则是从2010年8月开始的，市本级登记的捐赠志愿者有15名。

　　记者感言

　　遗体捐献让生命升华

　　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现有尿毒症患者50多万人，但每年只有不足2000人有幸能接受肾脏移植手术；我国现有的盲人中，因角膜伤病失明者近200万人，而每年所做的角膜移植手术仅4000余例……

　　虽然遗体捐献的医学缺口如此之大，但遗体捐赠工作依然面临着重重考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捐献器官。许多捐献志愿者在登记时，也会遭遇家庭成员的阻力，志愿者的家人心理上的不接受，使得遗体捐赠的实现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都使得供体的短缺矛盾更显突出。

　　其实，遗体捐献并不是对已逝之人的不尊重，相反，生命因短暂和仅有一次而宝贵，遗体(器官)捐献者正是战胜了短暂，使自己的生命价值得以在另一处延续、升华。值得欣慰的是，目前，遗体捐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进行遗体捐献登记的人多了起来。相关部门也正在为了让这项工作走向法制化，并使其更人性化而不断地做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