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质疑青岛大规模种树到底合不合理，27岁的潘琦成了当地的小名人。对种树的事儿，潘琦不是第一个发声的青岛市民。据报道，今年3月1日，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180万棵树。很多百姓抱怨这面子工程劳民伤财。
作为政府主导的“增绿行动”，既然是公共工程，又涉及公共财政的支付，接受市民质疑理所应当。质疑政府种树看上去“大逆不道”，其实是正当的也应该是常态的公民监督行为。
对于行政公权力的监督，无非就是以法律制度为依托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在某种意义上说，外部监督即公共监督的效力会更大。温家宝总理三番五次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其要义就是倡导接受公共监督的权力伦理。因此，对于市民的质疑，政府部门应该虚心接受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有关方面的态度却令人失望：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潘琦一腔热情提出质疑，但到了真正付诸行动，她才发现“自己成了被抛来抛去的大皮球”——市长热线、市建委、园林局……皮球从这个部门踢到那个部门，转来转去，得到的答案不是“不知道”就是“不能乱说”，亦或者是充满警惕的“你想要干什么？”。这种推诿扯皮的拉锯战，除了反衬出公民意识的坚韧之外，还反衬出有关部门的拒绝和排斥。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表现在行政体制上，就是从一个“全能政府”转型为一个“有限政府”，由“人治”转型为“法治”。然而，行政管理体制转型却严重滞后于公共管理体制转型的进程——政府的自我监督机制原地踏步，政府内部监督仍然局限于部门内监督或部门之间的监督。由于涉及部门利益，这种内部监督因为监督职能不明晰，过于泛化，常常流于形式，远远满足不了服务型政府的需求。而与内部监督相比，最近几年的公共监督力量虽然逐步兴盛起来，但在很多地方遭遇重重阻力，个别政府部门仍然不习惯、不喜欢接受公共监督。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落后的权力伦理是现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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