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3万字的十八大报告中，“公平”被提及20多次，其中关于“三个公平”的表述，尤其受到各界关注。
报告提出：“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如何正确理解公平，十八大报告已经作出明确的解读和界定。”11月19日，中央党校教授傅思明接受都市快报记者专访时说，发展和公平是共产党执政的两个根本落脚点，是思考当前问题、部署未来走向的出发点，而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了其中最重要的坐标系。记者黄庆明
公平上升为最突出的矛盾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教授吴锦良认为，了解“三个公平”的内涵，需要知道它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之初，为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优先强调的是效率。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十六大报告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此后，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明确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十八大报告又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明确“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从这条主线，可以看出越来越强调公平。这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改革之前，‘大锅饭’无效率，改革以前是平均主义，改革以后是贫富差距，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发生了变化，主要政策导向也跟着变化。效率已经不是首要的问题，公平上升为最突出的矛盾。”吴锦良对都市快报记者说。
在中央党校教授傅思明看来，今天的中国，面对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各种矛盾，如收入差距拉大，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不公平感，正在影响他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调公平是回应时代的要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发展，但发展也不等于是社会主义，还要有公平，因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是贫富悬殊的，大家权利不平等、机会不均等的社会。公平正义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傅思明说。
“这是对当前人民群众新期待的有力回应，顺民意、得民心。”新华社发表评论说，我国经济社会“双转型”时期的利益多元、诉求多元变化，给促进社会公平带来了诸多难题。正视这些问题，及时作出“顶层设计”，提出解决方案，彰显了我们党深化改革、维护社会公平的决心。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
作为出席十八大的26位农民工代表的一员，广东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职员闫文静说出许多人的心声：“权利‘无添加’，起点要平等，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出身、职业、财富等附加条件不同被区别对待。”
专家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权利”的认知与诉求，从生存层面上升到发展层面，对户籍制度、劳动合同、城乡人口选举比例等“权利公平”更加关注。
傅思明分析，十八大报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要求里，首先强调的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主体，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能体现出来，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并且得到确认，人民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在他看来，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个社会给所有人的机会也应该是公平的，不能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差距，导致机会不一样，“老百姓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恰恰遇到了机会不公平，才会有不少抱怨”。
吴锦良认为，保障权利公平，需要强化法治理念，推进法制建设。要限制一部分强势群体，保护另一部分弱势群体，求得社会利益的均衡。
有媒体评论，实现公平正义不只是追求结果的公平，也应该追求起点的公平。起点的公平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公平，家庭出身、先天禀赋、文化背景等因素都是一个公民无法决定的，政府的责任不是去消灭这些差异，而是如何通过公共政策保证——每一个公民不管出生在怎样的环境下，都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不管其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能够获得基本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都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不管有没有特殊背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人生竞赛，实现自己的事业成功。
社会应提供公平的土壤
近几年，“阶层固化”的趋势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有学者指出，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人们向上流动获得更高层次社会地位。
人民日报曾援引专家说法报道，“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最近媒体就报道了这样的案例：22岁的成都大学毕业生江涛，刚经历了激烈的就业竞争，在一家广告公司寻得一份文员的工作，收入微薄，经常加班。而他的一些同学由于父母有“关系”和“门路”，进了大型国企上班，工作稳定，收入颇丰。江涛是当下中国年轻人中间典型的“拼爹”竞争的“失败者”。
“人们追求幸福生活，他们要求什么？要求凭借自己的本事，而且机会是公平的，不能不让我有这个机会。社会应该提供这样的土壤，一要为老百姓提供机会，二要制定规则，确保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傅思明举例说，曾经有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为民营企业纳税大户的子女提供中考加20分的照顾，这就是明显的规则不公平。此外，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时，同样遇到规则的不公平，国有企业可以贷款，民营企业融资却很难。
傅思明认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三者密不可分，其中，权利公平是核心，机会公平是基础和条件，规则公平是制度保障。
“规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法律、政策、制度、规定等。一般而言，规则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经过一定的程序产生的，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既然是这样，规则就应该有权威，规则就应该对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而超越了规则，就形成了‘潜规则’和‘特权’，会严重破坏公平。”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十八大报告正在努力通过顶层设计来建立制度，努力寻求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既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能让相对弱势的群体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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