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认为，美财长保尔森不久前对中国的访问，将第一站选在浙江省会城市杭州，这一安排显示出保尔森对中国未来系于何方的看法。保尔森与他的那些游览上海摩天大厦的前任不同，他深谙中国奇迹：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源自一种能创造出增长和财富的动力，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和基于市场的金融环境。

　　美国斯隆管理学院学者黄亚生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正确认识中国传奇的时候到了，而理解浙江的兴起，正是了解中国发展真谛的最佳途径。上世纪70年代，浙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列全国中游，今天却已排名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天津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比较。上述三个排在浙江前面的地区都属于直辖市，没有农业部门。

　　浙江尽管工业化程度很高，但仍拥有大量农村人口。若在可比的基础上比较，浙江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过，就算采用GDP比较方式，仍低估了浙江取得的成就，因为GDP可能无法准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财富。在中国，许多经济行为，可以暂时提高GDP增幅，但却对财富创造形成破坏影响。由于浙江采取了更为市场化的手段，因此它避免了一些最极端的错误。

　　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浙江城镇居民的利息收入是上海的4.5倍，股息收入是上海的5.3倍。尽管上海的人均GDP更高，受到外国人称赞的摩天大楼更多，但在浙江和上海之间却存在这样的差距，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在浙江，更多的人拥有并经营着成功的小企业。

　　黄亚生认为，财富创造和蓬勃的创造力，极好地阐释了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一种是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模式，另一种模式则依赖于大规模政府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的外国直接投资。如果中国其它地区像保尔森所希望的那样，都采用浙江模式，那么中国将十分幸运。

　　这位专家指出：浙江模式也为中国面临的两个棘手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发展缓慢的农村地区和陷入困境的银行体系。中国官员认为，他们需要引进外国管理技能，来解决该国的银行业问题。其实他们只需要到浙江看看。浙江的银行是中国业绩最好的银行。

　　那里的一位银行经理告诉黄亚生：他们浙江分行的利润，相当于该行在中国所有分行的利润总和。其原因既不神秘也不复杂。浙江的银行早就开始向私营企业放贷，远远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如今，浙江已经拥有了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部门，能够进行明智投资，并如期偿还贷款。

　　黄亚生回顾说，在上世纪70年代，浙江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这就是浙江模式和中国农村问题解决路径之间的关联之处。中国农民极具创业精神。浙江省如今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许多都是在80年代由农民企业家创办的。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前哨，浙江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农业小镇。不管西方经济学家怎么吹嘘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于消除贫困的作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80%归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前5年，而当时，中国没有外国直接投资，贸易量也非常小。

　　由此，黄亚生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国农村地区的有利环境：不仅农业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还放松了管制，减少了政府的干预，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融资途径。上世纪80年代，全国60%以上的小城镇企业家都来自农村。到了90年代，这些颇有成效的农村政策在别的地方有所倒退，但在浙江仍在继续实行。

　　但黄亚生同时指出，仅有企业家精神并不能创造价值，它必须与资源和产权保护相结合。在企业家精神与资源结合方面，浙江省的工作做得比较好。要采用浙江模式，中国政治精英就要从根本上扭转对农民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认为，农村问题就是劳动力补偿问题——需要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建立大量工业区，以便创造工作机会。这种观点不能算错，但过于狭隘。

　　这位学者认为，中国农村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资本收益问题。中国需要进行改革，使农村居民能够获益于自己的创业才华与经商能力。自2003年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保尔森的道义支持有益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