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大山

　　本报记者探访建德仙居下山农家

　　本报通讯员傅卫权本报记者屠晨昕娄炜栋吴晶本版摄影唐光峰

　　钟仁金：明年要搬下山看卫星电视

　　到建德大同镇孟塘新村时，已近下午3点了，听说我们想到山上老村去看看，村支书有点犹豫了：“这一上一下可要天黑了，那山路你们城里人吃得消走吗？”

　　孟塘老村原来有76户人家，共286人，就住在这座海拔700多米的高山上。走在上山的羊肠小道，我们暗暗叫苦：路，真的不好走，光是那满路的碎石你一不小心就会摔上一跤。没走一会儿，我们的额头就开始出汗了，上气不接下气。村书记说，这才半山腰呢，以前村民嫌这条路有点绕，走另一条山路，那里的路更陡更窄更崎岖。

　　不知道转了多少弯，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钟仁金家，他们和少数几户村民因为条件困难还没有搬下去。

　　两间矮矮的平房，几根黄草从泥糊的墙壁里钻出来，在风里摇摆。屋里是泥地，尽管收拾得还算干净，但仍然散着一股泥土味；厨房里黑漆漆的，黄泥垒的大灶被熏得黑乎乎的。电是有了，但电视只能收到一个浙江台。

　　老钟的老母亲瘫痪了，10来年，她每天让儿子把自己抱到门口的椅子上坐坐，望着下山的那条路……是啊，邻居们都搬走了，山下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

　　老钟说，山下的事情，都是村干部和几个要好的邻居来看他们时说起的。听说他们住的是楼房，看的是卫星电视；听说有的买了摩托车，还有的买了汽车……老钟在向我们复述这些事情时，仿佛在说一件很神圣的事，眼睛里都是渴望。

　　“过不了多久，我们也能下去了！”最后，老钟这样肯定地告诉我们，用力点了点头。

　　江勇生：孩子上学不用摸黑走山路

　　一年前，江勇生的家和老钟的家还隔不了几里路。如今，却是一个山上一个山下。

　　去年12月31日那天，江勇生夫妻俩正在新房里搞卫生。“108平方米，三室一厅，面积比原先山上小不了多少，可档次高多了。”江勇生分到了2楼东边套的房子，花了两三万元装修了一下。进门得脱鞋了，老江的老伴做了很多棉拖鞋，“看镇上人家的瓷砖地，都要换拖鞋的。”

　　老江把我们让到了新买的木艺沙发上，从饮水机里取热水泡了几杯热茶。在新房住了大半年，问他感觉怎么样，老江说太多了，从哪里开始讲好呢，“方便了，方便了，不用爬山路了。”拖地的老伴立刻插上了话，说到山路她就想起女儿和儿子上学的苦，山上没小学，要去山下读书，孩子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早上5点半起床，打着手电或火把，几户人家的孩子一起下山，走得慢点，还赶不上学校上课时间，晚上就更是摸黑回家。

　　江勇生算的是一笔经济账：从山下挑100斤碳氨到山上挑工费要10元，占碳氨价的一半；背100斤的竹子下山卖22元钱，背工又是10元钱？生意还怎么做？很多年轻人都只好下山打工去了。

　　江勇生扳着手指说，山上全靠一条腿，别说进县城了，就是最近的镇上一星期也没去过几次，现在大家又是摩托车又是电动车，有些好点的还买了汽车，边上就是去新安江的公路。看病方便了，上学方便了，用水也方便了，信息也通了。

　　柯良银：

　　不再忍痛干农活

　　上午10点，冬日暖阳照着台州市仙居县埠头镇三溪村。一排排崭新的住宅之间静得出奇，看不到什么人影，只有几位悠闲的老人在散步。在这里，我们遇到了73岁的柯良银。

　　几年前，柯良银和其他600多名三溪村村民一样，住在35公里外溪港乡山区的老三溪村——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

　　他们家里六口人，种着两亩地。年复一年起早贪黑种马铃薯、玉米和番薯，才勉强解决温饱。“每天吃青菜、番薯、玉米糊，肉很少吃得上。”那时在山上，村里通向外界只有一条土路，非常窄，连拖拉机都开不过。柯良银说，多年来他没几次出过村。

　　难以忍受封闭，柯良银的两个儿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都走出去打工。“东北补过鞋，江西做过木工，到杭州做过砖。他们都要娶媳妇、生小孩，赚的钱刚刚够自己开销。”因此，虽然年岁大了，柯良银也只能自己下地干活。长期高强度的劳动，柯良银的腰痛得厉害，一查，原来是椎间盘突出。尽管如此，为了糊口，他仍旧起早贪黑种地。

　　艰难的命运，因下山移民而完全改变。如今两个儿子的工作都改善了，分别在温州的啤酒厂和横溪镇自来水管厂上班，两个儿媳则在村里工厂做节日彩灯，每个人都有千把块的月收入，经济上大大宽裕，柯良银再也不用下地劳作了。

　　“我有了四个孙子、孙女，现在全家有九口人，住了三套三层新房子，一共800平方米。”柯良银说，“在家里，我可以看看有线电视，打打电话；走出去，我可以下棋、打牌、健身。”现在，柯良银的腰痛已经好了大半。

　　柯章富：打工族办起加工厂

　　三溪村靠近农田的一排四层住宅里，隐约传出缝纫机运转的声音。在门口40岁的柯章富忙着打电话谈业务。

　　“在家里这样舒舒服服地做生意，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柯章富感叹道，“以前我在山上根本呆不住。”那时，全村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这样封闭的环境非常难受。

　　16岁从学校毕业后，柯章富就外出打工。在江西修马路、在福建砍木头，生活同样艰难。每年的收获季节，他就回家务农。不甘于此的他，又去福建做起了油漆生意，但在1997年，生意做亏了。偏偏祸不单行，二女儿得了血小板减少症，医药费花了好几万。

　　山穷水尽的时候，三溪村开始移民。搬到新家后，他遇到了市审计局派到三溪村来的农村指导员王荣千，生活因而彻底改变。

　　“王指导觉得我人比较活络，有做生意的经验，于是他借给我一万块购置设备，并帮我联系了县里的企业，做来料加工。2004年11月，加工厂办起来了，去年上半年开始做汽车坐垫。下半年，我开始做皮鞋鞋帮，都是出口非洲的，订单不断，要经常赶工。”他去年生产鞋帮六万多双，获毛利十多万元。

　　柯章富说，他正在寻找直接出口的渠道，与外商接上头。看到了前途，柯章富的眼中不再茫然，代之的是踌躇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