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王朔都出山为市场作秀，报告文学作者如何生存？

　　-老老实实写普通人的作品不卖座，报告文学如何生存？

　　-那么多的创作经费却换不来优秀作品，原因何在？

　　曾写了《落泪是金》、《绝对利益》、《中国高考报告》等报告文学的作者何建明，日前再推自已的长篇报告文学《为了弱者的尊严》。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谈到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生存艰难。“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要比小说家辛苦几倍，但获得的则可能要少得多。”

　　连王朔都出山为新书作秀，报告文学作者该如何生存？老老实实写疾苦的作品不卖座，报告文学如何生存？一年那么多的创作经费，却换不来多少优秀的报告文学，原因何在？

　　“作家不能为卖座而写作”

　　钱江晚报：你为什么多年不碰畅销题材，而一直坚持写报告文学？

　　何建明：报告文学带给我的是无边的思考和无穷的劳动。作为一个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我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去休闲，我需要不时地思考，不停地选择众多可写的题材，并且永远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和有关部门交付的任务。报告文学影响和支配着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我的多数时间和多数生活内容，基本全是为看报告文学。但我很开心，因为我的作品在读者中获得强烈反响，并有好几部作品还影响着决策者的决策。

　　钱江晚报：为什么专写弱势群体，比如《落泪是金》中的高校贫困生？再比如《绝对利益》以及新书中的农民？

　　何建明：在采访梁雨润的事迹中，其中有一个讲的是闻喜县乔家村的七户农民在某村干部的权力逼害下，连自己的村籍都被除掉了。设想一个农民连自己的村籍都被革除了，他还有什么希望？一部分地方执政者在处理弱势群体问题时，对他们基本人格不尊重。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作家要去关注这些民生问题，不能只一味地写好卖的题材，或者小众情调的东西。

　　钱江晚报：如何解释你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弱者，和谐社会呼唤公平正义”？

　　何建明：弱者与强者是相对的。一个人和一个单位有时在一定阶段内可能是强者，但社会变化就像个人使命一样，说不准哪个时候你就可能成为弱者。我说的“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弱者”，是希望大家在自己没有成为弱者时要有一份对弱者的特殊怜悯之情，不要漠视他们。只有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人才会实现一种心灵上和人格上的基本平等，才能在处理和分享利益的时候公平一些。

　　钱江晚报：你是否觉得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比起其他作家需要承担更大、更直接的社会责任？

　　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肯定要比其他作家重得多，因为我们是为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而活着的。我们的社会责任有时是要用生命的代价去履行的，这也是证明了不是所有人所有作家都能成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原因所在。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有五个“五一”长假和五个“十一”长假没有休息过了。我的《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和《根本利益》等等作品都是在别人放长假游山玩水时我埋头完成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要比小说家辛苦几倍，但获得的则可能要少得多。

　　报告文学变味的“四不像”

　　钱江晚报：关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现状，你满意吗？

　　何建明：当前的报告文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缺少独创性，一部好作品出来后，跟风太多，独创性的作品甚少。二、一般作家只注重搜寻素材，不注意“报告”之后是否有对象。他们在创作中往往只去关注“热点”、“重点”，根本不去多考虑一下“报告”后的效果。三、不追求“文学性”。报告文学具有文字表达上强烈的文学性。当下的一些报告文学新手们不太注意文学艺术手法的学习和练习，只知去辛劳地“抓”题材，写“报告”。四、队伍老化，青黄不接。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一批报告文学作家承担着当代报告文学的主流作品的创作任务。年轻作者涉足很少。五、“采风”作品太多，“工程”式的制造和扶植使报告文学大减其色。报告文学就是这样在“领导重视”、“资金支持”、“重点扶植”、“评论作秀”的种种恩爱和加热下，发醇成变味的“四不像”。

　　钱江晚报：你认为农民题材的纪实文学在中国文坛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何建明：农民题材的纪实文学目前也是很有缺陷，最近我到了苏州老家，听说关于很多农民工的事。现在政府和社会都对农民工的待遇和其子女们的教育问题很重视，这没有错。但在一些地方，我所了解的一些农民素质还不太高、其少数人带给江浙一带来的社会风气之恶劣，同样非常严重。所以就农民工问题，我们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农民题材一直是中国文坛的重要方面，有着永远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特别是今天，当社会进入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中国是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忘记了这一点，国家就会出问题。文学创作也是一样，谁轻视了农民题材的创作，谁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事业的方向。

　　钱江晚报：你能推荐一些比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吗？特别是农村题材方面的。

　　何建明：我只推荐我自己写的作品，因为我不满意当今报告文学的创作状态，而且确实也没有人写出更好的作品。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浙江台州农民新命运的作品，如果这部出来也许可以超越它们。

　　“政绩”文学是个大问题

　　钱江晚报：那您觉得缺少好作品的原因是什么？据我所知，国家对于报告文学的扶植力度并不小。

　　何建明：现在每年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工程”层出不穷，一般来说，重大工程不缺钱，一些单位和行业也喜欢从工程中拿出一些钱来让作家去写一些宣传性的“报告文学”。于是有的作者很“聪明”，整天盯着“工程款”去从事他的所谓创作，如此“工程”性的“报告文学”在当下不少，那些印制漂漂亮亮的、开本又大又厚的“作品”，通常是材料堆积、面面俱倒、毫无艺术的“工程总结”。可这样的东西还总是有人出钱开“作品讨论会”，领导和拿了钱的评论家们通常都会把这样的“报告文学”捧到天上，不是“开创性”的也该是“空前绝后”之作。于是让社会上的读者以为这样的东西就是经典“报告文学”了。

　　钱江晚报：现在报告文学领域，年轻的作者涉足很少，你是否担心这种状况？

　　何建明：时下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六七十岁的老一代作家已经很少写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多数在四五十岁以上，他们是当下一批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承担着当代报告文学的主流作品的创作任务。

　　然而这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存在着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叙述故事手法上的陈旧、随意、拖沓，半天进入不了读者所期待的“精彩”。新一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又很少有人能够深入地去生活，不愿吃大苦，喜欢走捷径，所以写不出好作品。

　　钱江晚报：你也提到了报告文学正在被其他文本样式所挤压，那它将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呢？

　　何建明：只有创新和不断地努力写出新的更好的作品。作家和文学是靠作品来说话的，没有优秀的作品，任何一种文体都会被历史及读者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