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17日讯 5月9日，依然高大的海盐县武原镇城西水泥厂，一片寂静，显示这里已经停止了水泥生产。只有偶尔走过的工人，以及厂门门柱上新鲜的红漆厂名，显示这里可能还有生产活动。

　　“这里有六家工厂入驻，但都与污染无关，其中最近的一家是海盐县富亭兴达标准件厂。”原水泥厂厂长、现整体承包厂房的黄敏华说。

　　因为城西水泥厂的污染赔偿、以及此后发生的政策性关停等事件，这里曾经酝酿过群体性事件。正是因为与城西村结对的律师肖海林的介入，化解了这场危机。

　　在黄敏华眼中，这个律师既让他保住了财产安全，同时也让他不得不因污染而支付了赔偿金。“总体上还是认可他的。”黄敏华说。

　　城西村党支部书记张祥明说，律师参与乡村治理，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有效地化解了一部分农村矛盾和纠纷。

　　水泥厂事件

　　海盐县武原镇原城西水泥厂厂长黄敏华，守在他的建材经营部里，他身后正是将厂房用作其他生产的水泥厂。

　　作为原水泥厂的承包厂长，黄敏华现在虽然还是原水泥厂厂房的承包人，但此时他不是厂里的决策者，而只是个二房东——由于承包期未到，水泥厂变成了厂房，然后出租给6家工厂。

　　2006年6月份前，因水泥厂环境污染造成城西村南一组33户村民受到损害，经海盐县法院判决，水泥厂承包人黄敏华应赔偿20万元。

　　当年6月份，城西水泥厂政策性关闭，但此时黄敏华只支付了7万元污染赔偿，尚有13万元尚未履行。村民担心水泥厂关闭后黄敏华不再付款，准备将黄敏华在承包期间投入的设备强行拆除抵偿。

　　“得知消息后，我立即通知承包组长及部分家长，要求他们不要冲动，并当场为他们填写了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他们依法办事。”

　　最终，这起群体性事件没有发生，黄敏华的资产保住了，而他本人也被法院强制执行了13万元赔偿金。

　　到了2006年10月份，城西水泥厂又有事发。在水泥厂关闭时，在家里开办了螺帽厂的一户村民，要求在水泥厂关闭后，租赁其中一幢车间。当时一位村干部口头同意，于是这位村民新购了机械设备。

　　但在水泥厂关闭后，因黄敏华的承包期限尚未到期，加上黄敏华要求继续租赁土地开办一家货运公司，并已与村里签订了土地及厂房租赁合同，导致螺帽厂与村委会、黄敏华之间产生了矛盾。

　　“村委会没办法了，于是找到我。从法律层面上讲很简单，因为黄敏华有优先承租权，况且原租赁尚未到期，新的租赁合同已经签订。但这样一来，螺帽厂新添的设备就成了废品，大家同处一村，完全按合同办事肯定要激化矛盾。”肖海林说。

　　经过肖海林的斡旋，最终，黄敏华的货运公司没有建成，而是在水泥厂前面开了一家建材经营部。螺帽厂从黄敏华手里转租了部分土地和厂房，村里表示同意。

　　城西村党支部书记张祥明说，依法办事不是拿刀切菜，一刀就是一刀，而是要合理合情合法，平息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正因如此，在2006年度海盐县百名法律顾问结百村活动优秀法律顾问名单上，列第一位的就是肖海林，其他包括镇司法所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内的9人，也获得了这一称号。

　　法律的份量

　　在4月28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蒋建森说，法律顾问“提高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了我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从资料来看，这不仅是一项针对农村的法律服务，更是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一次普法教育和一项法制约束手段。”浙江大学博士苏振华说。

　　苏振华说，相对于村民代表会议、上级行政机关等体制内的系统性监督来说，法律顾问完全是来自外部的第三方监督，它与本地利益没有任何关联。毕竟，任何违法乱纪者，要么是不懂法，要么也是偷偷摸摸，公开的乱法者毕竟是少数。律师的审查，给内部监督部门帮了大忙。

　　而在张祥明看来，根据律师的意见办事，意味着“村里的举措获得了法律授权，我们也是在依法办事，而不是根据哪个人的意见或者利益。律师说的肯定是正确理解的法律，光人们天天宣传法律没有用，律师解释一个案例，比得上一年普法成果。”

　　蒋建森对这个举措寄予很大希望，除了以上目标，他还希望法律顾问要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服务。“当前，因利益调整而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些涉农的群体性事件诱因简单，突发性增强。一些农民不信司法信上访，法律顾问在办理此类事件时，要加强引导和疏导，让农民朋友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自己的诉求，维护社会的稳定。”

　　苏振华说，根据以往的经验，确如蒋建森所说，农村的群体性事情几乎都因小事触发。在此矛盾积累过程中，地方往往有掩盖矛盾或者强行平息的习惯，而这会导致更大的矛盾发生。律师没有政绩追求，他有动力及时介入，鼓励各方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无疑有利于社会稳定。

　　叶国良说，在这个设想出台后，他们就估计过几个结果，比如律师形象的整体改善，村干部提高行政和服务能力等。现在看来，律师在形象之外还获得了道义和信任，村干部也收获了公平和廉明形象。

　　但在实际处理农村事务上，村民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更加相信律师的说法，这对村干部来说，也许是一个挑战。

　　肖海林说，经常有县里的村民到他那里核实村干部某项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相对于向上级机关请求解释的艰难，律师当场可以答复，使得村民在处理争议事件时更加看重法律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