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电视机厂生产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981年杭州人王彬在邻居家第一次通过黑白电视机屏幕观看电影《上甘岭》，“当时只有两个频道，每天播放四个小时，一到晚上，整个墙门里的人都围绕在邻居家这台9英寸的西湖牌黑白电视机边上。”

 

　　王彬提到的西湖牌黑白电视机，产于今天的西湖电子集团前身杭州电视机厂。杭州电视机厂创建于1973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杭州最值得骄傲的现代化工业企业之一。1980年，该企业年产量突破1万台，也在那一年，西湖牌电视机开始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家，从城市到农村，再从杭州到全国各地，“西湖牌”成了全国各地众多家庭彰显富裕程度的标志之一。

　　当年职工月工资最低只有15元，而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售价225元，许多家庭没办法一次性付清购买，于是出现了“分期付款”这种现今才流行起来的消费方式。曾任杭州电视机厂销售科长的张作彬说，当年西湖电视机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分期付款”消费风潮，而这源于企业的一次自救行动。

　　稀缺的电视机

　　王彬清楚地记得，邻居刚把电视机搬回家，消息就在墙门里迅速传开，甚至整条小巷子里的街坊邻居都在口口相传。主人家晚饭还没吃完，邻居家的小孩就已经带着板凳在外面等了，电视机还没打开，街坊们就迫不及待地涌进来。

　　在这种背景下，当年的杭州电视机厂从来不为销售发愁，他们生产的电视机都由五交化等国家指定的单位统购统销。“当时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的工厂成本445元，可销售价只有225元，赔本销售后，国家再给予‘计划性亏损’的政策性补助。”现任集团财务负责人陈小蓉说。

　　与张作彬当年同在一个部门的老员工毕卫星回忆，在那个年代，厂家管生产，五交化公司管销售，大家相安无事。

　　押宝“分期付款”

　　1980年底，杭州电视机厂里的产品库房一下子积压了数千台电视机。“最多时存放着三四千台，这些电视机像大石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张作彬说，很多人不理解，以前打包就拉走的电视机怎么突然没人要了？

　　原来当年10月，作为西湖牌电视机包销单位的杭州五交化公司不再全部统购电视机，这让杭州电视机厂措手不及。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包销单位“统购改选购”的方式无可厚非，却让杭州电视机厂近千名员工为吃饭发了愁。

　　与五交化公司交涉了一个多月，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于是，当时任杭州电视机厂厂长的温湖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不通过五交化公司这个中间环节，直接卖给普通家庭。

　　1980年底，杭州电视机厂、杭州市政府与本地人民银行举行了一次三方会议。会上，电视机厂有关领导提出，工厂出面联系市内各大企业和各级机关，统计各企业机关内部员工想买电视机的人数，再让这些单位出面领走电视机，以售价400元的西湖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为例，这笔“按揭”由银行负责还给电视机厂，再由银行向那些领走电视机的单位索要，单位则从员工工资里扣除这笔钱，每月扣20元，扣20个月。

　　张作彬说，那次分期付款程序简单，“没有首付、没有利息、没有抵押，只有诚信”。

　　温湖的设想立刻得到了杭州市政府的支持，银行也同意配合。分期付款买电视机的消息以局为单位传达给各系统员工。温湖厂长没想到，方案刚实施15天，仅在杭州市区就卖出了3.5万台西湖牌电视机，不仅甩掉了仓库里的那块“大石头”，就连之后几个月的销售任务都超额完成了，“西湖牌”电视机一下子涌入了杭城的众多百姓家，成了本地妇孺皆知的家电名牌。

　　“西湖模式”风行全国

　　“分期付款”在杭州获得成功后，杭州电视机厂立刻在省内其他城市展开。张作彬说，在温州和衢州两地，企业职工对分期付款方式非常欢迎，衢州一家企业首批就要了400多台电视机，后来省内企业要货的越来越多，杭州电视机厂干脆买了辆广州牌大客车专门用于省内送货。

　　当年《人民日报》对这种销售模式给予高度的关注并发表报道。不久，国内企业开始模仿。一些电冰箱等大件工业消费品生产企业都推出分期付款的销售模式。

　　为解决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国有企业产品积压问题，国家在1981年发文正式允许赊销、分期付款等商业信用合法存在。国务院指示，对积压物资，物资部门要“采取削价、赊销、分期付款、转账交付使用等办法推销，加快处理，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时任杭州电视机厂仁和路门市部经理的章莲惠说，分期付款模式解决了当年工业品滞销问题，后来国内许多兄弟企业都来公司参观学习，同时，我们也借助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把“西湖牌”电视机推向全国市场。

　　后来，章莲惠和同事到东北的鸡西、铁岭等地销售电视机，每到一处，只要说是杭州电视机厂生产的电视机，就特别受到当地居民欢迎。章莲惠说，每到一地，就有很多企业负责人都来咨询分期付款模式。“像如何协调企业和银行关系？如何解决客户欠钱问题？都是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