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一种创业勇气——

　　乐于吃苦、勤于探索

　　改革伊始，当人们还在为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浙江人就已经前店后厂地干起来了，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最早探索。

　　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章华妹、创办中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陈华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始作俑者”冯爱倩……今天，也许很多人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但就是这一个个普通通通的创业者，见证并造就着浙江的经济奇迹，成了浙江人全民创业的时代缩影。

　　时光退回到1979年。这一年，迫于生计，只有19岁的温州人章华妹在父亲的授意下，用家里临街的一个小房间偷偷开起了杂货店。

　　在当时，这是个可以被列入投机倒把的行为，轻则严词指责，重则没收货品。听说她在做生意，她的朋友、同学都觉得很害臊，羞于跟她来往。“甚至走在路上，都会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喏，她们家是摆摊儿的，没出息！’”

　　转机很快就来了。“去领一张个体营业执照，今后做生意就合法了。”刚刚成立的温州市鼓楼工商所贴出了“安民告示”。1979年底，章华妹和家人商量之后递交了自己的申请表格：“领一个来，也许以后我们做生意可以不用逃了呢！”

　　一年之后，章华妹领到了编号为“10101号”的营业执照。过了几年，有人开始叫她“老板娘”。再过了很多年，这张营业执照，被证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份受批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如今，几番起落之后，这位“个体户第一人”开起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服装辅料公司，生意红火的她还在市区买了套190平方米的房子，车子也换成了奥迪A4。

　　章华妹的创业历程，是浙江乃至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成长的一个缩影。而义乌农妇冯爱倩的故事，则和一座城市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1978年，在浙江中部的贫困农业小县义乌，一些“鸡毛换糖”的货郎自发聚集形成了集市。有5个子女的义乌农妇冯爱倩看到别人偷偷摸摸地做小生意赚了钱，便也开始在县城一个自发的“马路市场”摆起了地摊。

　　东躲西藏的行商生活让人万般无奈。1982年5月的一天，在众多小贩的推举下，42岁的冯爱倩鼓起勇气，闯进了义乌县委大院。多年的辛酸委屈，让这位有名的“小辣椒”走进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就哭了出来：“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啥也不让？”

　　一个小贩和县委书记的长谈很快在全县引起了大讨论。3个月之后，义乌县委、县政府毅然作出一个大胆决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再过了一个月，简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诞生了，义乌小商品王国也由此催生。

　　同样是这一年，37岁的台州农民陈华根与村民王华森等4人一起，合股创办了温岭县牧屿牧南工艺品厂，这是全国第一家有据可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做生意再也不用到大队里开介绍信开发票领合同书了，要由自己说了算。”陈华根说。

　　今天，陈华根的企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亿元资产的大型鞋业集团。

　　今天，“冯爱倩”们担出的乡间集市，已经连续第17次蝉联全国批发市场榜首，“义乌小商品指数”更是成了国际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

　　今天，“陈华根”们探索的股份合作制，和“章华妹”们探索的个体私营经济一起，都早已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力军。

　　今天，改革的春风，让全民创业的种子在浙江长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44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100多万人到海外投资，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今天，许多人都不由感叹，作为一个浙江人是自豪的，不仅因为数千年江南文化的积淀，不仅因为千亿万亿的财富积累，更因为每一个浙江人总是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而又总是能不断地超越自己的梦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人自古就有全民创业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和“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性格；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人口密集的生存压力，激发了浙江人的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对外交流的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的熏陶，增强了浙江人的创新意识和开放心态；“百工之乡”的历史渊源和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培育了浙江人的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

　　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弘扬，成了浙江人全民创业、脱贫致富，“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的精神支撑，成了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

　　有梦想，就会有奇迹。

　　他们有一种社会责任——

　　甘于奉献、敢于担当

　　什么是浙江精神，浙江精神在哪里？今天，当温饱不再是人们最大的担忧和牵挂，当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不断激荡着我们的灵魂，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这样问自己。

　　慢慢地，人们发现，浙江精神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精神，浙江精神就植根于每一个浙江人的心中。百姓创家业，需要浙江精神；能人创企业，需要浙江精神；干部创事业，同样需要浙江精神。

　　为了村民的共同富裕事业，在浙江，有一位老农民一直在身体力行着。他的名字叫傅企平。

　　“一家富了不算富，共同富了才算富”、“小富不能骄，共同富裕才是大目标。”傅企平说。从村生产队长、副大队长、副书记，带领村民创办菌种厂、服装厂、花木公司，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着，经历雨打风吹依然毫不动摇。

　　终于，昔日贫穷的滕头村富了起来。30年前，奉化滕头村“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30年后，这个人口不足八百的小山村，成了“全球生态500佳村”、“世界十佳和谐乡村”、中国十大名村，2007年社会总产值超过30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高达2万元。

　　滕头村民富起来了，许多村民搬进了300多平方米的别墅里，然而傅企平却依然住在自己20多年前盖的老屋里。面对别人的不解和惋惜，他总是这样回答：“只要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30年风起云涌，砥砺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同样也砥砺出浙江人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

　　时间退回到1978年。这一年，44岁的江山人毛江森刚刚调回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作。面对我省和我国部分地区的甲肝大流行，毛江森立下誓言：“一定要消灭甲肝病毒！”

　　于是，毛江森进村入户，对甲肝患者挨家挨户调查。每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发到杭州、绍兴等地的郊区农民家里和医院去收集黄疸肝炎患者的粪便，一小包一小包地装入塑料袋，带回实验室研究，从中大海捞针似地分离出甲肝病毒。

　　当亲朋好友担心他天天和急性传染病打交道随时可能感染病毒时，他说道：“这是科学家的责任。”正是凭着这份责任，毛江森率领科研小组，终于率先在中国成功地开发出了甲肝疫苗，有效控制了我国的甲肝疫情。

　　商人言利。然而，在今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浙商眼中的“利”，是“利国利民”的“利”。此时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责商”。

　　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安吉的浙江阿祥集团老总潘阿祥心急如焚。14日，刚刚从今年初特大冰雪灾害重创中恢复生机的阿祥集团，把千方百计挤出来的300万元捐款汇到湖州市慈善总会账户上，捐赠的2万件T恤当天上午在杭州装上开往灾区的列车。“灾区人民的痛苦和艰难，我能感受到！”潘阿祥动情地说。

　　一份份爱心在第一时间送出，一份份感动在第一时间传递：鲁冠球不但捐出了1000万元，还特别在受灾严重的地区帮助4000名孤儿、残疾儿童、特困生及孤寡老人，相当于每年为受灾群众再支出1000万元；马云立即拨出2500万元作为灾后重建专项资金，亲自担任“阿里重建工作小组”组长；吉利集团则启动了“未来人才基金”和“李书福资助教育基金”，帮助灾区失学的青少年；甚至还有许多浙商抛下手头的生意，赶赴一线，当起了救灾先锋。

　　30年改革开放，30年风雨兼程，浙江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冲破了种种思想束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人间奇迹。今天，浙江人民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全民创业推动全面创新，向着全面小康社会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