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乐清探索落实人大监督新路径 “广场政治”试行3年开花结果

　　从当初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将“一年三考副市长”作为议事方式确定下来，浙江省乐清市落实人大监督权的探索进行了整整3年。副市长们发言时的一举一动，通过网络、电视同步传到千家万户。“把成绩罗列那么细干什么？对问题的分析呢？我们要听的是这个”、“为什么在违规建设达到50%以上时，才来人大轻描淡写地讲这个问题”……副市长们面对的问题一个比一个不留情面。

　　乐清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什么？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一民主听证方式能不能推而广之？

　　“把成绩罗列那么细干什么？对问题的分析呢？我们要听的是这个！”浙江省乐清市一名副市长刚埋头作完报告，一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就毫不留情地提出了疑问。一时没反应过来的副市长下意识地用手擦着额头，解释说：“对不起，我工作做得还不到位……”

　　这是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一年三考副市长”的一个场景。

　　所谓“一年三考副市长”，就是所有副市长一年分3次，即年初报告工作思路，年中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年末报告全年工作结果，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并接受公众评议。

　　将副市长推到聚光灯下让人大监督，请市民代表构成的大众评审团评议，电视、网络全程直播现场实况的做法，在浙江省乐清市推行已进入了第3个年头。由于它的公开、透明，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广场政治”，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

　　“从当初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将这一做法以议事方式确定下来。我们在如何落实人大的监督权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目的是为了支持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一种在法律框架内，在阳光下的民主渐进。”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强说。

　　“从闭门开会到全程直播，副市长作报告时，官腔少了，实话多了，套话少了，真话多了”

　　回忆起当市民代表的经历，戚朝洪至今仍然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看到报纸的消息后，我立即报了名。没想到，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有机会面对面地去听副市长作报告，给他们提意见。”戚朝洪今天对记者说，2007年9月27日，作为40多名市民代表中的一员，他揣着红彤彤的代表证，兴冲冲地赶到“考”副市长的现场。

　　戚朝洪回忆说，那天，主席台上坐着乐清市委书记黄正强和乐清市人大常委会全体人员，台下观众席则分成3列，两边是市民代表、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中间一列是市长潘孝政率领的副市长、局长们。在主席台观众席中间，设有为副市长们作报告用的独立发言台。

　　“副市长轮着上来作报告，短的十几分钟，长的二十多分钟。”戚朝洪说，以前在电视上看领导开会，都是围坐在一起，轻松得就像开茶话会。但那次不同，副市长上台作报告时，人大常委会委员个个像威严的考官，很有点考场的气氛。

　　副市长们发言时的一举一动在场内两个大屏幕上同步放映。通过网络、电视直播，会议画面还同步传到千家万户。“一位副市长被质疑时脸上尴尬紧张的表情，在大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乐清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龙对记者说。

　　“从闭门开会到全程直播，副市长作报告时，官腔少了，实话多了，套话少了，真话多了。”赵乐强对记者说。

　　赵乐强的另一想法是，想借此在官民之间开通一条畅通无阻的政情民意直通道。

　　“以前干工作，就像在KTV包厢里唱歌，自己唱完自己鼓掌。现在把唱歌地点放到了广场上，谁是真功夫谁是假把式，一唱见分晓。”赵乐强说。

　　刚刚参加过“期末考试”的乐清市常务副市长王军对记者说：“接受市民审视是压力也是动力。既然要站到广场上‘唱歌’，平时就得下功夫把‘歌’练好，免得到时出丑。年初许下的承诺，相当于给自己上了发条，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

　　“原以为人大、政府‘一家亲’。想不到，法工委代表把市民的心声真切地表达了出来，这让大家感到欣慰”

　　记者了解到，这一创新的民主听证方式推出后，有人担心，7位副市长在报告工作时，可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下不了台，而给政府形象抹黑。也有人说，这是人大在给政府出难题。

　　果真如此吗？

　　曾参加过多次“考”副市长会议的市民代表王胜云说：“其实，市民代表并没有直接与副市长对话。副市长作完报告后，市人大常委会另行组织市民代表分组讨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每个分会场担任现场记录。”

　　王胜云给记者讲了一次市民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景。

　　“乐清现在一套商品房要卖一百多万元，我们老百姓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价这样高，社会怎么和谐？”一名市民代表觉得政府在房产市场监管方面有问题。

　　“为什么在违规建设达到50%以上时，才来人大轻描淡写地讲这个问题？”另一名市民代表的意见更是直截了当。

　　“市民代表的这些意见，被统统吸收进第二天给副市长的反馈意见中。”王胜云说。

　　“为什么不让市民代表与副市长直接对话呢？”乐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蓉棣告诉记者，这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来担心市民代表当着副市长的面，可能难以畅所欲言；二来也为了秩序。如果双方情绪一激动，争吵起来，出现失控局面就不好了。

　　“当然了，市民代表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上讲话，讲的都是个案。他们的意见经过整理归纳后，可能更具代表性，也更有针对性。”倪蓉棣补充说。

　　尽管没有与副市长面对面对话，但戚朝洪原以为人大、政府会“一家亲”的担心，并没有出现。“想不到，法工委代表把市民的心声真切地表达了出来，这让大家感到欣慰。”戚朝洪说。

　　据乐清市市长潘孝政介绍，那次会议后，市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开展专项整治，处罚了3家违规开发商，加快了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建设，要求所有楼盘必须进入网上交易。由于措施得力，数月之后，乐清房价稳中有降，炒卖商品房指标的行为也明显减少。

　　副市长李银巧在接受今年的“期末考试”时说：“今天我是交答卷来的。自上次作出工作承诺后，自感压力很大，每天把人大的审议意见和工作计划书放包里随身带，力争做到件件落实。”话音一落，会场上响起了掌声。

　　据了解，乐清市要求副市长们就自己分管领域内的某项工作或某个工程项目作出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也围绕这些内容开展视察或调研，然后向会议提交意见或建议，而这某项工作或某工程往往本身就是难点或热点。赵乐强说：“监督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要的是支持政府工作，推进高效政府的建设。”

　　乐清议事方式带来的思考

　　如果离开了乐清经济的发达、民主法制氛围浓厚的特殊背景，离开了当地一些官员的开明和通达，乐清的做法能在其他地方移植推广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蒋劲松曾两次观摩乐清考副市长现场。他说，乐清的做法把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对政府组成人员的监督统一起来，体现了监督的价值。但“广场政治”的目的之一，是为市政府与市民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如果以后在市民代表分组讨论时，副市长能现场听取市民原汁原味的意见和建议，效果可能还要好。”蒋劲松说。

　　“这种做法很有意义，应该肯定。”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郎友兴教授说，邀请旁听者参加讨论、现场直播等方式，使监督“看得见”，使公众享有了更充分的知情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督的“透明性”也能增强监督的力量。

　　“我的看法是，对这种做法不应该赞誉过多，因为仍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与追问。”郎友兴说。比如，这种形式能否持续？在“民意烤架”上“烤”得不好的官员，人大又能如何？乐清的这种做法能有效地解决监督权失效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