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3月31日讯康康是天长小学二年级学生。用杭州话说，他是“嫡嫡刮刮(正宗)”的杭州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出生在杭州，以前都住在清泰街，是老杭州最热闹的地方。

　　可康康不会说杭州话。不仅不会说，很多杭州话他也听不懂。记者用杭州话说了十个词语,他只听懂了两个词，“葛毛(现在)”和“发靥(有意思)”。

　　杭州人怎么不会说杭州话？康康说：“爸爸、妈妈从不和我说杭州话，爷爷、奶奶也都和我说普通话。在学校里，大家也都说普通话。”

　　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

　　20道杭州话测试题，没人满分

　　调查首先在两所小学内进行。一所就是康康所在的天长小学，位于市中心老杭州人的聚居地之中；一所是求是竞舟小学，在城西竞舟路上，那里移民来杭州的新杭州人很多。

　　在天长小学四(3)班，共有33人，都是拥有杭州户籍的“杭州人”。

　　记者给他们出了份杭州话试卷，一共20道题，一题一分。班主任周老师用标准的杭州话朗读了一遍，然后让大家翻译成普通话，或者理解后做选择题。

　　试卷批改结果：及格率不到一半，也无一人拿满分。

　　33人中，有24人把“爹爹”当成“爸爸”，在杭州话中这是指“爷爷”；一半人不知道“你表兜寇！”是什么意思，在杭州话中这是指“你不要胡言乱语”，还有的把“吃相(态度)”理解成“吃饭的样子”、“吃香”；把“别苗头(竞争)”当成“摔跤”。把杭州话翻译成普通话的十道题，不少同学交了白卷。

一家公司的14名员工中，只有4个杭州人。写字楼里没有人说杭州话。

　　18个“老杭州”，11个不会杭州话

　　记者再给他们做了一份家庭背景调查，发现拥有杭州籍贯的老杭州(即父母都出生在杭州、会说杭州话)学生只有18人，占54%左右，其余15名学生，其父母都来自湖州、丽水、绍兴、广州等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新杭州人”。

　　18位正宗“老杭州”中，居然有11人像康康这样不会说杭州话、或只会说简单的杭州话。小男孩吕泓基就是其中之一，“我爸爸妈妈都是杭州人，在家却从不和我说杭州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直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和他交流。“过年大家一起吃饭时，他们都讲杭州话，一扭头对我说话时就用普通话。”“我爸爸妈妈也不和我说杭州话”，一个叫袁稚庭的小朋友说，“因为他们想让我的普通话说得更准确。”

　　记者又问，大家会不会私底下讲杭州话？围在身边的同学异口同声地叫起来：“不会！学校里不能讲杭州话。”天长小学周老师笑笑说，其实学校也没有这规定，“但学校一直努力推广普通话，所以渐渐地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只说普通话了。”

　　记者身边的两个朋友立即验证了周老师的话，她们俩也都是老杭州人，一个说：“现在我和我妈说话超过3分钟就要露出普通话了，因为有些词用杭州话不会说”；一个说：“我们现在开中学同学会基本都说普通话，以前在学校里时都这么说，习惯了。”

　　四(3)班里剩下的15个“新杭州人”，基本都不会说杭州话，能听懂就算不错了。这些人的家里都通行普通话。

求是竞舟小学四（4）班同学中只有7人会讲杭州话。

　　37个“新杭州人”，无一会说杭州话

　　同样的调查在求是竞舟小学四年级的一个班里进行。这里的调查结果显然很符合这个杭州城“移民区”的特色：全班45人中只有8人是“老杭州人”，其中只有4个会说流利的杭州话，而37个“新杭州人”则100%不会说杭州话。

　　随后，记者电话采访了三所学校，分别在老城区的东园小学、清河中学、建兰中学中各抽取一个班，情况与前两班的调查类似。

　　调查还发现，这些新杭州人的父母多数并没有让孩子去学杭州话，“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普通话了，不会杭州话也没关系，没必要刻意学。”好几个小孩子都这么转述大人的话。

　　老杭州家庭：康康一家说杭州话的圈子越来越窄

　　为什么康康一出生，全家就都不再说杭州话？记者找到了康康妈妈。

　　“其实并没有刻意约定什么，但大家就这样不约而同地说了。”

　　康康妈妈觉得，学校教育的力量很重要。“我们也受到学校的影响很大。”康康妈妈和康康爸爸是邻居也是同学，都从杭二中毕业，然后考上大学。“在中学里上课我们都说普通话。不过当时学校外地人很少，所以下课聊天还是说杭州话。”考上杭州大学后，“一个宿舍八个人，我们俩分别是宿舍惟一的杭州人，从那时候开始就一天到晚说普通话了。我们俩见面也都说普通话了。”

　　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康康爸爸进了省物资局下的一个开发公司，“当时与我同时被分进这个单位的人里，就我一个杭州人。所以进了单位说的又是普通话。”康康妈妈进了省里一家事业单位，外地人也占了一半以上。“现在大概我们也就吵架时才用杭州话吧。”

　　“其实我很多高中同学的孩子都和康康一样，不太会说杭州话了。而我的初中同学中，就有一些人的孩子杭州话说得很溜。也许在学校待久了，自然而然就更习惯说普通话。”

　　对于全家不约而同地对着康康说普通话，康康妈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许我们都希望以此提高他的文化素养吧，毕竟语言是文化素养最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小时候，很多老杭州人因为没机会上学，不会说普通话，说普通话就成为读书人、文化人的象征之一。就像现在，如果你想接受更好的教育，得先学好英语一样，那时候我们就想让他先学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也许这对他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老一代移民家庭：周永根父子融入杭州，和说什么话没关系

　　周永根大概算是杭州的第一代移民了。他是东阳人，1988年，17岁的他跟着师傅来杭州学做木工，在杭州一呆就是20年。现在他在杭州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家庭，说着一口地道的杭州话，一般人绝听不出外地口音。

　　周永根的老婆也是东阳人，也会说杭州话，“刚来杭州时站柜台，在丝绸城卖衣服。”

　　家里惟一能算正宗杭州人的就是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儿子，今年已经13岁了，可他不会说杭州话，“能听懂，最多只能讲几个简单的词。”

　　在家里，周永根和老婆说东阳话，和儿子却都说普通话。

　　“环境不同了！我们刚来杭州那会儿必须得学杭州话，周围全是杭州人。”周永根感慨。1993年他开始悄悄揽私活儿，给人装修房子。“那时候杭州还没有外人来买房的，要装修房子的都是杭州人。”他记得第一单活儿是给杭州郊区的一户农民装修，“他们只会说杭州话，还带着萧山口音。”周永根在他家一干三四个月，很快学会说杭州话了。

　　可1997年后，情势慢慢变了，杭州兴建了大量商品房，“我的客户中外地人越来越多，他们一般不说杭州话。”周永根就换成普通话和他们交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两年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我说杭州话的机会反而少了。”

　　记者问，“既然你和你老婆都会说杭州话，为什么在家里不教会儿子说？这样不是也方便以后他出去交朋友吗？”周永根说：“没必要。”

　　一方面，他觉得现在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也没觉得会说杭州话对我的生意有多大帮助。我觉得能不能融入杭州城，关键靠自己的能力，和说什么话没关系。”

　　新移民家庭：外资企业员工徐明曾把杭州话当作立身之本

　　1996年，徐明从原来的杭州大学毕业，留在杭州一家企业工作，办理落户手续的那一刻，她特别激动，终于成为城里人了！这机会来之不易，“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学里还有‘红卡’制度，只有成绩排名前几位的学生才能最终享有留在杭州的特权。”

　　徐明是从浙江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里考出来的，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她就在为这张“红卡”奋斗，“像我们这种乡下人，在城里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想要成为杭州人，只能靠自己努力。”

　　留杭之后，徐明就开始学说杭州话了，不过始终说得不像。“因为工作中一般用普通话多。有时候下班和杭州同事在一起，却又张不开嘴，怕说得不准反而让人笑话。”结果变成每次回老家时，才敢张嘴说几句杭州话，以显示自己在杭州工作，是“杭州人”。“现在回头看看，觉得自己那时候挺可笑。也许是潜意识中自卑心理作祟吧。”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徐明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并且成家立业，而且她先生也不是杭州人。记者问：“现在一般说什么话？”徐明开心地笑起来：“当然说普通话，我们全家都说普通话。我的杭州话还是那么蹩脚！”她现在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是这个城市生活中的主流之一，而不再需要借语言来证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