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钱学森 　　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归国到达上海。这是钱学森（右三）和家人在上海家中合影。 　　钱学森（左）１９５５年从美国返回祖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右）和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前往北京火车站欢迎。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返国，在1955年到达上海。这是钱学森和老同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殷宏章（中）见面。左为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罗宗洛。 　　中国航天事业的领跑人钱学森(1956年摄)。 　　1960年，钱学森（前左四）在某导弹基地指导工作。 　　1978年8月，钱学森来到全国青少年航空夏令营营地，为青少年签名留念。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仪式，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这是钱学森在仪式上讲话。 　　钱学森和夫人蒋英 　　2006年，“钱学森院士先进事迹图片展”在杭州开展。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学森

　　此生惟愿长报国

　　——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10月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回国后，钱学森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说，“当时我也调入五院，在钱学森直接领导下从事火箭、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给我的印象很深，大大增加了我们年轻人的信心。”

　　从研究应用力学、创立工程控制论到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从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到晚年积极建议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钱学森一生始终把自己的科研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

　　“钱老是一名‘人民科学家’，他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信念，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品德，有杰出的科技成就和贡献，心系祖国，忠于人民，将毕生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710研究所科技委主任、系统科学家于景元说。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是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他代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曾经有人写信称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立即回信说，这么称呼他是不对的，不科学的。”涂元季说，“钱老回信说，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陪伴了他26年的涂元季说：“钱老走得很平静。如果说还有什么未了心愿的话，那就是他在书信中表达的对祖国未来的设想，比如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什么样子。”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据新华社